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文化格局（1928-1937）(7)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0 《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王建伟 参加讨论
三、“京派”的文学世界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上海是中国文学领域最活跃的城市，这里左翼文学与商业化的通俗文学并立，一片喧嚣，南京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保持着官方文学口味固有的严肃面孔。而同一时期的北平文坛在国都南迁、大批文化人南下、文化机构凋落的背景之下，显得“落寞”、“寂寥”而“荒芜”。但这种氛围也为当时北平的作家与文人营造了一个相对超然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在没有严峻生存压力的背景下，他们坚持自由主义的思想表达，推崇艺术的美和真的准则，创作出了一批注重个体生命体验表达的作品，通常称之为“京派”文学。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概念的生成源于沈从文批评上海文坛的商业化倾向所引发的文坛论争。1933年10月，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引发了著名的“京派”、“海派”之争。文中指出，“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平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29)可以看出，沈从文批评的是一些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针对当时文坛的特定现象有感而发，并非专门针对上海作家群体。不过，早在此文之前，沈从文也曾发表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文章，把上海文坛风气概括为“活泼滑稽随风逐浪的精神”，认为“海派”是“商业化的才子”，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结合。 《文学者的态度》发表之后，引发了居住在上海的作家杜衡的强烈不满。1933年12月，他以笔名“苏汶”在上海《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予以反击：“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30)其后，沈从文又写了《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试图解释与纠正外人对自己文章观点的误读。他所批评的“海派”，更多是从文学态度、文人习气等方面着眼。总体而言，他对海派文学，或文学商业化的批评，是基于他的文学独立精神和纯艺术家的态度。 沈从文与苏汶的争论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注，当时的许多作家都参与进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鲁迅。他相继发表了《“京派”与“海派”》和《北人与南人》两篇文章，从地域文化角度加以阐释，对“京派”与“海派”的概念以及区别作出了经典性的概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31) 这场争论已经不同程度地触及北京与上海的文化特征。“京派”、“海派”主要因各自所依托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与文化氛围陶铸着两地不同的精神态度和文学风气，由此导致在文体内容、创作风格以及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经过这场论争之后，所谓的“京派”开始崛起并引起了关注，北平在经历了短暂的落寞之后又一次成为文学青年心中的向往之地，北平文坛继五四之后再次热闹起来，与五四时期鲜明的政治色彩不同，这次更像是一次纯文学的繁荣。 “京派”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团体，从来没有正式结社，没有明确的创作宗旨，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共同的文学宣言，它从形成到发展都是非常松散的，甚至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形式，无论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对所谓“京派”的内涵和外延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之所以将这样一群作家及作品统称为“京派”，是由他们大致相近的文学风格与创作环境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派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流派，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直接以地域命名这样一个事实，展现的是城市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一个作家群体或一种文学空气的养成，与作家所在的地缘文化有着复杂的共生关系。在1930年代北平厚重的文化空气中，逐渐生长出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文学样式。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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