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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10)


    章太炎的唯识宗佛学思想对政治理论的干预 
    在其于1906-1908年《民报》的理论干预中,章太炎旨在运用唯识宗佛学的抽象概念来揭露他的敌对者们的理论观点所具的压迫性质。通过将其论述提升到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层面并引用诸如原子、第八识(阿赖耶识,alaya consciousness)这些概念,章太炎得以深入到他身处的世界的各类现象中——其中包括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当然,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流动(dynamics)事实上是一种现代社会形式,他也没有想到试着用唯识宗佛学的跨历史范畴(transhistorical categories)来抵消它。因此,章太炎所追求的并非对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世界,而是对存在本身的终止(cessation)。如我们在第四章里看到的,在章太炎看来,历史与一切现象的存在都牵涉着一种逐渐加强的具体化和自我中心化的过程。他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中体现出来的关切并不是即刻的革命的未来,而是压迫与现代机制(institution),特别是与国家间的关系这样的长久命题。 
    章太炎对国家的批评:以“势”抵“理” 
    章太炎在《民报》中的写作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攻击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和以吴稚晖为首的巴黎无政府主义者们,而是同样也把矛头指向他的东京无政府主义同人们,例如刘师培。刘师培的立场诚然与章太炎十分接近,但是与章太炎不同的是,刘师培并没有从佛家或道家思想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对现代科学与社会理论的系统批评。因此,尽管刘师培的著作常常援引中国古代典籍,在他的论文《人类均力说》中,刘师培却呼吁要“合于世界进化之公理”,他将此描述为人由简单荒蛮走向复杂文明。(50) 
    刘师培的文章中当然已经包含有反对这些论述的资源,但是章太炎可能更希望自己的文章可以将东京无政府主义者们向自己的观点拉拢。例如,在就国家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上,章太炎就表达了保留意见,并在规划一种认识论批评的同时,在实践意义上对国家进行了肯定。 
    章太炎的论文《国家论》——他最早的将唯识宗佛学思想应用到政治理论中的尝试之一——最初是他发表在社会主义讲习所的演说。在讲习所最初的六次会议中,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如幸德秋水,谈到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刘师培则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与无政府主义十分接近了,并宣称他们的宗旨“不仅以实行社会主义为止,乃以无政府为目的也”。(51) 
    在被日本政府禁止前,社会主义讲习所以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的形式共举行了约20次会议。1907年9月22日,在讲习所第三次会议上,章太炎乃是发言人。他在会议中谈论国家,并且试着表明了自己面对讲习所成员所讨论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的佛学立场。在该演说作为《国家论》被整理发表于同年10月《民报》的版本中,他为他的论辩加上了如下前言: 
    余向者于社会主义讲习会中,有遮拨国家之论。非徒为缨望无政府者说,虽期望有政府者亦不得不从斯义。然世人多守一隅,以余语为非拨过甚。故次录前论,附以后议,令学者得中道观云。(52) 
    在论文的主体部分里,章太炎运用唯识宗原理来分析“国家”,主要集中在《大毗婆沙论》与原子理论上。总体上说,章太炎试图既将国家去具体化又同时强调其功能的重要性。他言明以下三点:第一,国家“是假有者,非实有者”。(53)第二,与梁启超等人认为国家是顺从天理的不同,“国家之作用,是势不得已而设之者,非理所当然而设之者”。(54)第三,国家“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 
    这三点之中,第一点最为直接地借用佛学思想资源,并且也最为其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听众们所中意。章太炎所使用的核心的佛学概念是“原子”。他的一条评注解释说《大毗婆沙论》内包含一套关于原子的理论,而他将用其来分析“国家”。章太炎指的可能是“微尘”(paramanu)——唯识宗佛学家们用其来命名最小的单位。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唯识宗佛学理论和科学或原子理论话语之间的奇特的互动。章太炎为了解构“国家”而暂时地强调了唯识宗佛学和科学的相似性,但是在其他论文中,当他攻击“公理”时却在唯识宗的概念基础上解释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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