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4)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55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 慕维仁 参加讨论
“天理”的升华:晚清的“公理”概念 宋代标志着中国政治史和思想史的转折。尽管这一切并不容易分辨,因为无论是宋代的儒士,还是其后代的批评者们的思考都是被一种理想化了的过去所塑造的,而这恰好也是战国时代思想家们的情况。然而,时至宋代,复归三代的礼乐体系和“封建”制度已经变得难以想象。因此,宋代的思想者们接受了这一与过去的断裂并致力于想象一种未来的新体系,一种能够通过在“天理”框架中重新援引经典儒学概念而克服当下问题的体系。这种思想结构一直延续到了晚清。 尽管宋朝已降的历代思想家们,特别是清代(1644-1911)思想家们对宋代儒士及其“天理”概念保持批判态度,清代的思想家们却同样被利用儒家经典来构想新的体制以回应现实问题这一规划所吸引。宋代的“天理”概念既使得当下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获得了认可,同时,也从道德视角对历史机制(historical institutions)进行了批评。(13)之后各朝的思想家们也接受历史必要性,但是“天理”和宋代儒学总体上是被例如清代这样的后世王朝所吸纳了,因此,这个概念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其批判政府的道德力量,而开始与压制相关联。因此,被晚清和民初改革派和革命派所一起拥护的清中叶学者戴震(1724-1777)就抨击了“天理”概念并支持一种更倾向特殊性论的解读。(14) 从“天理”概念生成的宋代,到其受到抨击的清代初叶及中叶,这整个时间段存在着一种思想史上的延续性:清中叶的思想家们所攻击的并非儒家思想本身,而无非是其特定的宋代版本。然而,在中国逐渐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的20世纪初,一种新的逻辑却出现了。众所周知,中国从一个并无明确边界的多民族大帝国,逐渐成为全球体系中与其他国家形式上平等的成员之一。因此,中国从一个或多或少自我封闭,自给自足的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并因此需要“他者”,也即整个全球体系,来确认自己的存在。(15)这种转型在国家内部的具体体现包括一种新型“国民”(citizens)的诞生,这些国民同样在形式上等同(formally equal),需要国家的认同,并被训诫与民族进行认同。汪晖这样描述这种“国民”新范畴,以及随之而来的“人民”集合体和社会、政治转型: 人民的形成需要以法的形式将个人从族群的、地域的和宗法的关系中抽象或分离出来,并建构成为形式平等的国家公民,后者以个人的或集体的形式参与到国家主权的活动之中。这一政治过程同样伴随着工业的发展、都市的扩张、货币权力的增长、行业性社会组织的形成,以及市场体制的建立等等……(16) 这样,在晚清中国,人的平等,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平等都不可避免地与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民族国家建设以及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进程联系在了一起。这些进程都牵涉伴随着大型官僚机构的发展、一种现代法律体系和为交换而生的商品的世界而来的某种程度的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这些既可以在国家层面、又可以在全球层面理解的进程,是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晚清思想家们在建构自己的政治思想时所面临的。换句话说,晚清的知识分子用“平等”及其相关概念来将自己身处的世界合理化,并且分别在全球与本土、集体与个人的层面上来构想自己的政治理想。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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