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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12)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当“理”,特别是当其出现在“公理”这一文字组合中从而与进化和伦理联系起来时,章太炎则要特别用“势”来强调这个概念本身的非目的论的可能性。简而言之,章太炎用“势”来表明尽管建立国家并无任何伦理道德依据,中国可以在其时实行无政府主义。由于“公理”不仅包含伦理内涵,还包括科学以及关于真实性及历史走向的一套论说,章太炎因此进一步向我们展示国家并不存在,是“势”将其变为一种必要的虚构。他因此用唯识宗佛学思想来反对国家的具体化,但也在同时承认国家在当下世界的重要的实践功能。章认为为了抵御外侮和帝国主义侵略,国家是必要的。他别具一格地从语源学出发表明了他的观点: 
    然则国家初设,本以御外为期。是故古文国字作或,从戈守一。先民初载,愿望不过是耳。军容国容,渐有分别,则政事因缘而起。若夫法律治民,不如无为之化,上有司契,则相牵连,不可中止。向无外患,亦安用国家为?(61) 
    这段话暗含的意思是,尽管从伦理角度上看,章太炎更偏爱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但是这在帝国主义侵略当道的时代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章太炎在原则上并不支持建立民族国家的集体行动,因此,他在这点上有别于梁启超和那些声称帝国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乃是发展的必经阶段的人。而既然国家顺应的乃是“势”而并非某种神圣的“理”,章太炎就主张必须将强国与弱国的民族主义分开来对待: 
    复次,处盛强之地,而言爱国者,惟有侵略他人,饰此良誉,为枭为鸱,则反对之宜也。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翦灭蹂躏我,而思还其所故有者,过此以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亦如自尊之念,处显贵者不可有,居穷约者不可无。(62) 
    坚持在功能角度上维护民族主义,章太炎支持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此同时也意识到,一般来说,特别在强大的国家,民族主义将引发帝国主义。我们应该记得,章太炎反复地宣称,如同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一样,中国已经沦为满清的殖民地。因此,他将自己的反满主义视作全球反帝斗争的一部分。 
    通过将国家的必要性与“势”而不是“理”联系起来,章太炎已经预告了他在论文中的最后观点,即尽管国家不是神圣的,人们也必须支持国家。他将国家建设和发动革命比作烹饪:有所助益,但并不神圣。尽管近藤国安(Kondo Kuniyasu)认为章太炎将菩萨(Boddhisattva)视作革命者,在《国家论》中章太炎却在区分神圣与世俗的基础上明确地把宗教与政治分开来谈。他将佛陀和其他精神领袖比作革命者,认为“大觉有情,期于普度众生,得离苦趣,则身人恶道而不辞,顾未尝牵帅他人以人恶道,至于国家事业则不然”。(63)与精神领袖不同,社会变革的鼓吹者们不能凭借一己之力而成事,而只能依靠大众。 
    章太炎认为那些集合众人之力追求功利的行为是不具备内在价值和神圣性的。 
    凡诸事业,必由一人造成,乃得出类拔萃。其集合众力以成者,功虽煊赫,分之当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誉,亦不得以团体居其名誉。(64) 
    世人愚暗,辄悬指功利以为归趋。……而功利者,必非一人所能为,实集合众人为之。(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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