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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11)


    唯识宗佛学家世亲(Vasubandhu,约公元4世纪)在跟胜论学派(Vaisesika School,公元前2世纪)以及“说一切有部”论者(the Sarvastivadins)的辩论中讨论到了“微尘”。(55)二者都提供了一种部分、单个原子与整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世亲则用“如执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和合和集为境,且彼外境理应非一。有分色体异诸分色不可取故,理亦非多,极微各别不可取故。又理非和合或和集为境,一实极微理不成故。”(56)之说来消解了他们的理论。 
    章太炎认识到唯识宗的目标是既要批评原子论者,又要批评那些断言“整体”的真实性的人。但是当他发展出一种临时的革命主体时,他也暂时地承认了原子存在的真实性以便否认国家和任何集合性实体。他论道:“众相组合,即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57)章太炎用了“自性”这一佛学术语,尽管在唯识宗理论中,原子及其他个体并非真正具有自性,因为它们本身是虚空(empty)的。章太炎指出,当谈到个人与国家时,即使有人把原子视作真实的,人们也必须说个人是不具备自性的,因为个人仍然可以被分解为细胞。然而,当我们把论述圈定在国家、个人这样的政治实体上时,个人又是真实的,因为在这个框架中不存在细胞的问题。 
    国家既为人民所组合,故各各人民,暂得说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以偻指数也。(58) 
    在进行这番论述时,章太炎当然是在批评改革派,甚至包括新政政策,因为二者都将真实性更多地赋予了“群”而不是个人。 
      章太炎设想了许多反对性的论辩,其中有许多在他入狱前就已经完成。特别是我们在第三章里看到,梁启超认为尽管个人总会消亡,而国家却会长存,因此,后者则比前者更具有真实性。章太炎则引用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的观点来回应。他写道:“欲于国家中求现量所得者,人民而外,独土田山渎耳。”(59)此外,尽管律法看似比人久存,真正支持着律法的乃是人,尽管他们的支持并不显形(“无表色”)。 
    关于国家并不具有真实性的观点可能是被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的。然而,章太炎却用下面这一观点——国家是由于情势所迫,而非顺应天理而出现的——同时批评了改革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章太炎叫板改革派,指出国家并不能从“公理”那里获得道德合法性,对此,他将在之后的一篇论文中作更详细的讨论。此外,章太炎却又与巴黎甚至是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意见相左,他认为情势赋予了国家以必要性。 
    尽管“势”这一概念缘起于战国时代,到了唐代文人柳宗元(773-819)那里,“势”才用来指涉历史必要性。在柳宗元的写作中,“势”是指那种召唤某种机制回应(institutional response),自身却不进入目的论视域的历史压力(historical pressures)。例如柳宗元论道,尽管封建体系在过去是合理的适当的,由于“势”的改变,在唐朝郡县制更为适宜。(60)宋代的儒士们将“势”的概念纳入到关于“理”的论说中从而创造了“理势”一词,这等于为历史必然性增添了道德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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