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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3)


    郭象开创并推广了一种强调特殊性的解释。郭象对《庄子》的注解将“天理”概念置于整部经典的中心,并强调说世间万物自有其独特逻辑。郭象的“天理”概念认为,由于事物创造了其自身(“自生”),所以事物的起源就应该是“自然而然”。⑦ 
    对现代读者来说,郭象的话看起来像是对自由和平等的推崇。然而,我们必须在其与晋代政治的关系中来理解郭象的哲学。曹魏时期(386-535)的中国,帝国体系支离破碎,中央势力和土族门阀共享政权。简而言之,依照汉学家陈燕谷的说法,通过宣称万物“自生”且皆具合法性,郭象让士族门阀和中央政权达成平衡,也就在事实上提高了前者的地位。⑧ 
    处在晋代的政治动荡中,郭象无心关注平等或个体性(individuality)。尽管如此,晚清的章太炎却能够借用郭象的思考来构造他的一个核心概念:不齐而齐。然而,郭象的思想对于站在章太炎的敌对立场的“公理”之说同样有着建设性的意义。我们已经看到郭象是如何使用这一概念的,即其既独立于个别逻辑之外,又并未形成其自身的逻辑。从四分五裂的晋朝到中央集权的宋朝这一历史变化不该束缚住我们,但是造成郭象对“天理”的解读与宋代儒士对其解读间差异的原因正在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变化。 
    宋代儒士对于那些发生在唐宋易代之后的变化转型保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却模拟/模仿了他们身处的国家的抽象本质。这就是说,正如宋代的郡县制国家横扫了与世袭权力相关的“封建”残余,如今的“天理”概念则代表一种从经验世界中抽象出的原则。“天理”一词很难定义,汪晖对这个词进行了如下的梳理: 
    天理概念由天和理综合而成:天表达了理的至高地位和本体论根据,理则暗示了宇宙万物之成为宇宙万物的根据。天与理的合成词取代了天、帝、道或天道等范畴在传统宇宙论、天命论和道德论中的至高地位,从而为将儒学的各种范畴和概念组织在以天理为中心的关系之中奠定了前提。⑨ 
    根据这种解读(事实上也反映在郭象对道家经典的注解中),所谓“天理”指的是自我创造。但是对于宋代儒士来说,它同样也是一种先验的原则。汪晖这样解释: 
    天理概念的确立标志着伦理道德必须以一种先验的理为根据和标准……(它)不是具体的制度、礼仪和伦理,而是抽象而遍在的“理”,构成了道德的源泉和最高标准。⑩ 
    这种统摄性的先验的原则是在唐宋转型之际复杂的关系中出现的。“天理”与礼乐,或说是与经验事物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因此就像庄子的“道”一样,它不再偏顾任何一种事物。 
    “天理”与我们所说的“平等”的概念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宋朝儒士们仍然将其与等级关系联系起来。(11)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援引“天理”概念,并通过他们对儒学理论的重新阐释来试图解决伴随着宋代政治经济转型而来的不平等问题。宋代的儒士,例如朱熹(1130-1200)和胡宏(1105-1155)就使用抽象的“天理”概念和他们对“三代”古典理想的重新解读来批评在他们看来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例如土地所有的不平等。(12)例如,胡宏就把“封建”解释为顺应“天理”,并声称这则要求实行“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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