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齐而齐”与国家：章太炎对晚清政治理论的批评(8)
http://www.newdu.com 2024/10/06 03:10:42 《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 慕维仁 参加讨论
章太炎与东京的激进政治文化 在日本,在1906和1907年,章太炎与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会关系密切。但是早在1907年初,章太炎跟孙中山就已经互生芥蒂。尽管绝大多数的同盟会成员都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的目标,但是他们也越来越关注风闻到的有关孙中山的不义行为(其中就包括侵吞公款)。(34)我们无须进入细节(35),但是除了有关钱财的争执——包括孙中山拒绝继续为《民报》出版出资——章太炎与孙中山也已经就河内的革命活动问题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近乎偏执地坚持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权威,而章太炎和其他成员则反复宣称该计划的无效。 革命同盟会内部的分裂或许刺激了章太炎向激进立场的靠拢。在孙中山1907年离开东京前往河内后不久,章太炎便加入了于同年8月31日成立的社会主义讲习所(36)。讲习所在学者们所称的东京无政府主义者间十分流行,其中像刘师培(1884-1919)和张继(1882-1947)在国内时便支持章太炎的革命活动,现在则跟章在东京会师。东京无政府主义者跟“《民报》时期”的章太炎分享了颇多相同的见解,尤其是后者对于传统中国哲学的信念。 这些无政府主义者设想一种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平等主义政体。例如,身为东京无政府主义者领袖和章太炎的好友,同时又精通古籍的刘师培就将无政府主义跟佛道思想联系起来。他在《民报》和《天义报》上频频发表文章,后者为刘师培跟妻子何震(本身也是一位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合编的刊物(37)。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进一步鼓励了将中国传统哲学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的尝试,他也在社会主义讲习所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报告。(38) 章太炎在《民报》中的论文往往更接近东京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而将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视作攻击的箭靶。包括刘师培和何震在内的东京无政府主义者普遍对中国传统抱有同情,而立足于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则视西方文明为模范,贬低中国文明。(39)在巴黎无政府主义者中,章太炎尤其将吴稚晖(1865-1953)视为攻击对象。像刘师培一样,吴稚晖的政治立场在其一生中经历了两极化的转变。早在1898年,吴稚晖在康梁发起的“百日维新”运动中极力维护满清政府。而到了1903年,他则跟章太炎及其他人加入了革命运动队伍。(40)在1903年,章太炎和吴稚晖已经在著名的“苏报案”(章太炎与他的革命伙伴邹容被控煽动罪名,章太炎因此入狱)中相互指责对方的欺诈与不义。(41)穷其一生,章太炎都坚持认为吴稚晖背叛了自己和革命。 “苏报案”后,吴稚晖从上海逃到香港并最终到达英国,在英国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拜访并加入了孙的革命同盟会。到1906年末,吴稚晖受友人李石曾(即李煜瀛,1881-1973)、张静江(1877-1950)的邀请前往巴黎,并在友人的说服下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三人一起编辑期刊《新世纪》并向其供稿,在《新世纪》中他们推广西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科学的普世价值而非中国传统。吴稚晖的思考在三人中最具哲学深度,因此,主要由他在理论的层面与章太炎和东京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对话。 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普世公理,而吴又将其与西方科学联系起来。因此,章太炎对“公理”的许多批评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同时跟传统导向的康有为等改革派,又跟西方导向的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作战。在《新世纪》的开卷文章《新世纪之革命》中,吴稚晖起笔就将“公理”与革命、进化联系在一起: 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涨,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42) 东京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受到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但是相比东京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和他的友人却更强调克鲁泡特金思想中的进化论维度。在《新世纪》的第5期中,李石曾则甚至宣称,在英文中,“革命”(revolution)意味着再次进化(re-evolution)。(43) 像东京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吴稚晖同样把进化的终点视为一种建立在平等、绝对自由、对私利的无求和“公理”之上的社会。然而,如同居住在巴黎的其他狂热的法国崇拜者们一样,吴稚晖和他的追随者们对于在历史中搜寻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渊源态度冷淡。中国的历史传统在他们看来,是与那种彰显正义、平等和公共意识的无政府主义理想水火不容的。因此可以料想,当吴稚晖在诟病中国传统而推崇西方时,他对于西方帝国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就远没有东京无政府主义者和章太炎那样敏感。如德里克(Arif Dirlik)写道的,“在本世纪(20世纪)早些年间,是那些观念更趋‘保守’的中国人将西方的侵略视作了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44) 吴稚晖指责章太炎和东京无政府主义者们迷失于传统之中,并批评了他们汉族本位的革命观。正如李石曾的将革命与进化连结在一起的观念所展示的,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更推崇向无政府主义的和平过渡,同时,也更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们的教育观点又再次落脚在对“公理”的学习,包括科学和道德这两个面向。吴稚晖认为,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发展到了高级阶段并学习掌握了公理,他们将自然成为有道德的个体,因此,也就不再需要法律与国家机器。吴声称刘师培和章太炎的复古之举乃是阻挠与妨碍进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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