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3)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22 文汇报 黄春宇 参加讨论
严复译文精善，选题谨严，他的译著不仅仅针对中国现实，更为了系统介绍西方政经思想之精髓，即“只得取最为出名众著之篇”。对于明代以来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调，严复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西方的“政教学术”是成体系的，不能一体一用地割裂开来。在西方表面强大武力的背后是其更为强大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可以说，严复的译著不同于清末那种“囫囵吞枣”、“乱无章法”的做法，而是以系统引入西方先进思想为宗旨。中国近代译书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商务印书馆也因此奠定了其在西学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 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北京大学丛书》，主要是以西学为主的理论成果，比如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陈映璜的《人类学》、陶孟和的《社会与教育》、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等。为了这套丛书，张元济特意去北大找蔡元培商量，随后又请教了陈独秀、辜鸿铭、马幼渔等教授。当时的国内大学致力于各种学术研究，其中就涵盖了源自西方的新学科，比如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商务印书馆还找了复旦、清华、武大、浙大等高校合作出版，借助对方的学术力量来共同推进西学的引进与普及。郑振铎在《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中写道:“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 尚志学会是梁启超、林长民、张东荪等人联合创立的学术团体，旨在引进西方文化。《尚志学会丛书》共有41种，从1918年开始出版，到1935年才完成。宗教、自然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内容杂，学科广，其中哲学著作占了很大的比重———六种《柏拉图的对话集》，五本柏格森的作品(《形而上学序论》《物质与记忆》《时间与自由意志》《笑之研究》《创化论》)。在这套丛书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由历史学家冯承钧翻译的中西交通史文献，据此可以判断中国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所处的位置，对照彼岸的文明来反思自己国家的发展。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尚志学会丛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商务印书馆的传播之道让一代学人从中受益。 张元济让人津津乐道的一段轶事是，他曾预支稿费2万元支持梁启超主编的《共学社丛书》，这是一套介绍西方新思潮的译著系列。“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即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顷同人所主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社中主要业务，在编译各书。”梁启超从日本归国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他希望通过思想启蒙的方式加以助推。得知了梁启超的想法，张元济当即表示同意，后又写信催促对方制订新书的编译计划———“前尊意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 《共学社丛书》所选的书目一般于中国读者而言是新鲜的，并在西方学术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罗素的《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罗素著作，他在书中把自己的思想定义为逻辑原子论或绝对多元论，罗素哲学在中国的系统性介绍，正是从《共学社丛书》开始。此外，丛书收录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释》与希尔伯特的《几何原理》，价值显而易见。与《尚志学会丛书》一样，《共学社丛书》代表了“五四”时期译介西学的最高水准，打开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推动了新文化的进步。 1920年，因与总经理高翰卿的出版理念不合，张元济改任监理。同年，商务印书馆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主编了另一套以译介西学为主的《世界丛书》，比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后来又配合胡适等人主持的编译委员会，出版了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方法论》《沉思集》，贝克莱的《人类知识原理》《视觉新论》《哲学谈论三篇》，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佳作妙译，许多年以后依然为学界所重视，有的直接进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过初期的摸索和积累，商务印书馆的西学译介逐渐走向成熟，继续朝着张元济所憧憬的目标前进———将“商务”改造为中国学子对“世界学说”进行系统性认识和实践的重要阵地。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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