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6)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34 文汇报 黄春宇 参加讨论
书目定好了，那么找谁来翻译呢?陈翰伯带着一批骨干成员四处奔波，积极联系学界专家和译界人士，邀请他们认译或者推荐合适的人选———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陆续加入进来。为了壮大编辑队伍，陈翰伯从《学习》杂志带来了高崧、骆静兰和胡企林，分别负责哲学、政治和经济三大门类的业务。当时外面还有一些有名声的“旧知识分子”和有才华的“右派”，他冒着政治风险把他们招进了商务印书馆———这种大胆的行为后来在“文革”中被批判为“招降纳叛”。 如果没有外文原版书，纵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处于严重缺书的状态。陈翰伯于是组织人员奔赴多地图书馆搜罗原著，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到上海徐家汇教会图书馆、南大图书馆。这么做当然不够，他们就向专家、译者借阅藏书，或是委托驻外机构代为购买。 上述这些困难尚且能够克服，真正的考验是如影随形的政治压力，罪名有“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即便曾经遭到主管领导的直接批评，陈翰伯没有放弃这份危险而又美好的事业，千方百计地为西学的翻译出版争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他经常向中宣部汇报工作，取得上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两种或许能降低风险的对策———根据情况给译著加上序言和说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具体的做法是:在译著的正文前加一篇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性序言，以达到“消毒”的作用。陈翰伯还总结了序言写作的尺度和标准:古典书从宽，当代书从严;学术问题从宽，政治问题从严;内部发行从宽，公开发行从严。为了确保安全，在一些有问题的书上标注“内部参考，不得外传”，有时直接印制成“供批判用”的灰皮书———“这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贴上一层保护膜，才能把好事做下去”。正是通过这种无奈而可笑的方式，商务印书馆的西学汉译事业得以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时代承继、推进，出版成果中甚至还有熊彼特、哈耶克等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从1958年到1966年，陈翰伯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三百多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延续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所秉承的“名著名译”的特色。在商务印书馆《品牌之道》一书的历史回顾中，“汉译名著”在这段时期抖擞精神、“重振馆威”。尽管恢复了独立建制，但商务印书馆由于此前的动荡、合并而失去了其在出版界的地位，品牌的美誉度与影响力逐渐趋于低谷，一些年轻人压根不知道出版界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得益于大规模、高质量的西方译著问世，商务人重新夺回社科学术翻译出版领域的话语权。如果说翻译马恩列斯经典看中央编译局，那么翻译社科名著就得看商务印书馆了。 郭大力、王亚南所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又名《国富论》)，代表了当时学术译著的最高水平。此外，贺麟译黑格尔、周建人译达尔文、杨东莼译摩尔根，这样的组合方式深入人心。公众比较熟悉的书目有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莫尔的《乌托邦》、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等。据说编辑部经常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询问新书的出版进度———“你们出一本，我就买一本。”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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