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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4)


    王云五:于本国文化负有重大责任
    上世纪20年代末期,译介西学的集大成者非《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莫属,当时的掌舵人是王云五,张元济则忙于古籍的整理与重刊。在王云五的一生中,做的很多事情都充满了争议,但如果绕开了这个人物,“汉译名著”的历史就会发生断裂。1922年,胡适的老师王云五接任编译所所长,而在两年前,他为公民书局主编了一套《公民丛书》,并且翻译了其中的第一部译作———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
    王云五早年几乎没上过正规学校,但是凭借天赋与勤奋,他在19岁时花了三年通读了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不过也有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比如茅盾就认为王云五“谈不上有什么学问”。不管怎样,商务印书馆的西学译介在这段时间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王云五针对编译所实施了两项改革:一是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部门,二是调整人事,淘汰了多数老员工,同时又大量引进新人。编译所下面的各个部门基本上都由“海归”主持———任鸿隽为理化部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秉志、杨杏佛等人为馆外特约编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商务班底堪称人才济济,旗下刊物《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也都以西学新知为主要内容。
    中国20世纪学术文化的双子星座,一是北大,二是商务。“本馆现处地位,实已超越普通经营机关之上,而对于本国文化负有重大责任……深望本馆当局与全体同人,咸顾念本馆在文化前途所负之重大使命而益加合作。”在王云五看来,商务印书馆拥有雄厚资本,因此“在营业上固不必追求潮流,而当激动潮流”。他意识到以往“有关新学之书籍,虽零零星星间有出版,却鲜系统,即以尚无整体计划之故”,因此才决定“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
    《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于1929年编印,之后有200余种被收入《万有文库》。“深蓝软精装,烫金的字刺目扎眼,就像书的思想内容那么辉光璀璨。”(钱定平:《我留恋商务的书香》,刊载于2001年1月6日《文汇报》第10版)至于具体的特点,吴相在其著作《从印刷作坊到出版重镇》中做了详细的阐述。一是所选书目都属于第一流的经典著作。比如哲学一门,所选多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之作———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叔本华的《自由意志论》《悲观论集》,笛卡尔的《方法论》等,以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位哲人在讨论世界各民族历史演化和民族特性的看法极富洞察力,历来引人关注。类似的经典作品还有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序论》,费希特的《知识学基础》,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等。
    第二个特点是反映当代的学术文化成果。《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很多著作刚出版没多久,商务印书馆便组织力量编译之,选题新颖而及时。比如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等都是上世纪初才兴起的,而这套丛书中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华生氏行为主义》;再比如马林诺夫斯基、拉斯基,普朗克这些在当时刚刚声名鹊起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不仅被收进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而且均有多部入选。以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的拉斯基为例,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国家与政府的诸多问题的探讨,让中国学界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负责牵线搭桥的是丛书之中的《政治典范》《民主在危机中》《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或许是刻意追赶世界学术的脚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中近现代著作数量多于古典学术名著,翻译、出版一气呵成,对于原著的评价亦是准确、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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