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5)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1:10:57 文汇报 黄春宇 参加讨论
有人统计过这个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学书目，发现当今的各种学术思潮，“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俞晓群:《王云五，梦萦中的迷离影像》，刊载于2011年9月《书城》)确实如此，《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因其前瞻性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等译著在几十年后又加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为了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商务印书馆会不断地更 新以前的版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先有胡山源译本，后有蓝公武译本;吴献书所译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被吴寿彭的译本取代;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先后被徐百齐、邱瑾璋、何兆武等人翻译过。 吴相认为，“名著”二字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人对西学著作的认可，作为人类文明某一阶段、或者人类学说某一流派的代表作品，跨越国界、民族与阶级界限而彰显其价值。《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出版则表明:“中国人引进西学的工作已经不单纯是为了民族救亡的需要，也是建立中国现代社会制度的需要，更增添了一层中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人类共通的对知识思想的汲取，对真理的追求”。与此同时，《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也为未来商务出版物的风格奠定了基调，树立了标杆，即用一流的翻译水平引进外国一流的学术文化著作。 陈翰伯:为“汉译名著”争取生存空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的总厂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为了坚持出版经营，被迫辗转长沙、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馆迁回上海，但因内战时期的通货膨胀，以及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即便如此，这段衰落期还是留下了少量译著，如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霭理斯的《性心理学》等。 解放后，商务印书馆离开上海，迁往北京。后实行公私合营，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但是保留了原来的牌子。据档案资料，当时的任务是“担负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各科教学用书和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科技及工具书等书籍的编辑出版”。1958年，中央给刚刚恢复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明确了发展方向:“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另一个重大决定是，“红色新闻家”陈翰伯从中宣部《学习》杂志调过来任总经理兼总编辑。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气候下，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面临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陈翰伯从三联书店拿到了一份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选题计划，其中的书目有近4000种。他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人际关系，走访专家学者，根据轻重缓急选了1614种作为中长期的出版对象。在短期规划中，优先编译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尤其是以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的相关书目作为重中之重。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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