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名著:远方飘来的“蒲公英”(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01:11:38 文汇报 黄春宇 参加讨论
后来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能够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的频率结集出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个时期所储备的单行本。据统计，从第一辑到第四辑，绝大多数现成的译著诞生于此，背后是陈翰伯等人的耕耘与努力。从开门办社的方针、按规划出书的程序，到译著体例的确定，这些创意和做法都是砌成“汉译名著”丰碑的基石。而与1949年前相比，这段时期的西学译介不只是学者个人学术志趣的体现，也非商务印书馆单纯的经营行为，而是被放在了国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大框架下。系统出版外国学术名著，可以说是万事俱备，然而迎来的不是一股东风，而是一场灾难。1966年开始的“文革”打乱历史的节奏，许多出版社被合并或撤销，到1970年底，全国出版社仅剩下53家。商务印书馆的正常工作基本停滞，偶尔也会出版辞书，以及寥寥的译著。 风雨飘摇的日子，“汉译名著”的线索似乎要断了，还好有陈原的《莫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一文，他在里面记载了一场专门讨论翻译外国学术著作的座谈会(1973年2月23日)，这是“出版口”让他召集的。(作者注:“部”、“委”、“局”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旧名，按照革命派的主张，必须“砸烂砸碎”，重新建立起来的管理全国出版事业的“衙门”，因之不称“部”或“局”，由是创造了一个“口”字。)会上，延安时期翻译过一些经典著作的柯柏年发言最活跃，他说:“有些所谓的学术名著，有没有中译本，我看关系不大……要了解某种哲学思潮的发展，重要人物的作品……出个选集也就可以了。”关于西方哲学，他认为除了德国古典哲学外，应该出几本培根、洛克和狄德罗的著作;关于哲学史，他主张选择两本，一本唯物的、一本唯心的，“让读者对照起来读一读就行”;关于经济学，他的看法是“选择一两本较好的经济思想史，有助于读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西方学术著作是否值得译介的问题上，在场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济史家严中平抛出了“与其翻译，不如写作;与其翻译，不如影印”的观点———“有些东西根本不必翻译，译出来，工农也不会看，如为研究者需要，那么请研究人员自己读原著去就是了。”哲学家张世英则希望“在三五年内翻译以下一些书: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政治学家吴恩裕也赞成翻译外国学术著作:“要根据我们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这个选择的标准，我以为看它在当时是否起了作用的，对后世有否影响的，具有承先启后的学术著作，可以系统地、逐步的翻译过来。” 座谈会是在“文革”期间举行的。陈原事后回忆道，能够如此坦率地发表意见，“差点儿就 把‘捡破烂，说成是文化建设中的基础工程之一，并且还要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不能不说是那十年动乱的荒漠中出现的一个小小的绿洲。”不过因为这场座谈会，陈原被定性为“回潮风”的典型，也因此受到了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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