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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社会生活形态(6)


    由于原始社会后期,圣人对社会的不断探索和对人民的不断教化,人民开始有了荣辱之心。而礼教使人性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原始社会出现了“义”的概念。“义”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不是为自身的欢娱或其他生理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它是为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考虑而形成的人格理想的外在表现,也就是西方哲学家佛洛依德所谓的“超我”境界,在古代中国就被称作“义”。《列子·说符》:“人而无义,唯食而已,是鸡狗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孟子·滕文公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这些先秦古训意在说,人若无礼义,就跟温顺的牲畜无别。所以在上古饱暖而无教的时代,人类的精神状态就如同前文所提到的18世纪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一样近似“森林动物”。而同样在饱暖而无教的条件下,as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非as人士在同种条件下则会出现“饱暖思淫欲”的情况。
    16世纪,英国清教徒在殖民北美东海岸的新英格兰时,就发现当地印第安人酋长在穿着上与周围部落成员没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是在于他的举止和气质。这种气质和举止不是装出来的,而是具有较为远大理想的领袖所透露出的内在素质。其实,这体现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子之“义”的行为标准。中国上古时的圣贤仁义而爱民,《韩非子·十过》引春秋时的贤者由余的话说:“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宾服。”说的是帝尧的饮食器具十分简陋。《淮南子·齐俗训》又说:“故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其导民也,不贵难得之货,不器无用之物。”说的是神农氏为天下黎民作楷模而亲自劳动,且不去制作和使用奢侈的货财,想必其穿着也和常人没任何不同。这是上古圣贤的优秀品质,而他们在平时的举止言行方面,恐怕也与新英格兰地区的印第安酋长一样姿态优雅而不失风度吧。
    有了最初的教化,就会发展出最初的法律和刑罚,虞舜时期设立“象刑”,即让犯人穿上有象征意义的衣服和使用特殊的器具来使之感到羞辱,也同样起到警示他人的目的。《太平御览》卷六四五引《慎子》曰:“有虞之诛,以幪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韡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虞舜用给犯人穿上特殊形制的衣帽的方式来象征那些割裂人肢体的肉刑。《尚书·尧典》又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慎子》佚文载:“孔子曰:‘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在虞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虽然已有刑罚,但那只是象征性的,而且没有赏罚,就足以使人民顺从听令。但到了夏代,开始有了给顺从者的赏赐的规矩;商代则更重视给违反者以罚罪的规矩;到西周时,赏罚开始分明,人民行事受到君主用赏和罚手段来激励与禁止。原始社会法律最简单,刑罚也最轻,但仍然能让整个社会保持平稳,这同样也由于人民容易教化的缘故。
    《韩非子·五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古的圣人具有高尚的美德,他们相信用道德的力量是可以做到“仁者无敌”、天下大同的。但这种景象没有永远持续下去。商末时,孤竹国君主去世,其子伯夷、叔齐不愿即位而来到以仁德礼让之风著称的周国。而周人兴师伐商,伯夷、叔齐想不通周人以臣属身份攻打天下共主商的“不道”行为,于是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而在16世纪的西班牙岛上有个叫马瓜的王国,国王瓜留内尔德高望重,他为来到王国的西班牙基督徒做了很多好事。但基督徒利欲熏心,为掠夺大量黄金和独霸这片土地,竟然以怨报德,强暴了国王瓜留内尔的妻子。国王想不通用礼遇反倒让自己招致灾祸,但他没有选择反抗,而是放弃了王位,去他属下的领地隐居起来,准备了却残生,但最终还是被基督徒发现并遭杀害。①这说明,无论是伯夷、叔齐还是马瓜的国王,他们的社会都处于“上古竞于道德”的阶段,自然无法理解后世人为利而力争的思想。这也正是上古教化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结果。而as孩子的一个特征与伯夷、叔齐和马瓜国国王相同,即当遭到同伴或他人欺凌或面对难题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逃避,或是躲到僻静的角落独处,以期获得心理平复,并不想其他应对策略,而这更会刺激侵犯者的进一步欺凌。②从这一点看,这些上古的贵族们显然还带有明显的as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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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西印度毁灭述略》,第23页。
    ②《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第95-96页。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