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社会生活形态(7)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5:11:20 中国社会科学网 段颖龙 参加讨论
四 中国原始社会人类的语言状况 原始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起创造了语言，没人能说得清。但是，我们通过对先秦文献中一些只字片言，还有欧洲人对印第安部落的细节描述以及as体征特质综合分析，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社会群体的个体很可能有语言能力却不善表达，而且绝不会像当代大众那样滔滔不绝地说很多话，而是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沉默寡言。 原始人沉默寡言最为直观的记载还是来自于英国清教徒对16世纪北美新英格兰的印第安土著的描述。他们描述：印第安酋长平时很少说话，即便说也都只说有用的话。印第安人倒是很鄙视清教徒们话太多，认为说太多没用的话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这一点倒与儒、墨两家的主张相似。同样，as的人群也的确很少有能在一个群体里很自如的与众人交谈的，即便健谈，也都谈的是自己所擅长的狭隘的兴趣。许多as不善长与多人对话，认为多人会话时对方的变化过于繁复，自己根本抓不住话题的重点，思路好像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别人都感到是一场轻松愉悦的谈话，as却感觉十分疲倦。而且他们在叙事性语言能力方面比常人要弱，所叙述的故事往往没有完整的框架和清晰的逻辑，常常提供的信息要么过多，要么过少，但就是讲不出对方想要听到的关键信息。而这自然也是在一定环境下as被迫要讲的话，并不是自己想要说的话。②这一切都使笔者怀疑，印第安人与数千年前的中国先民都很可能没有聚在一起聊天、谈话的习惯，也不曾有带有语言艺术性的互相讲故事的传统。笔者还认为，中国古代的民间，可能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一批批口若悬河的辩士和策士之后，才开始有了语言艺术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先秦文献中的只言片语中把这种语言艺术从无到有的历程连缀起来：首先，最早的原始人可能只会讲出几个简单的词汇。《荀子·正名》：“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而慎率民则一焉……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早期的圣贤不单统一了人们的思想，还统一了各种事物的名称，这样政令也能比较通达地贯彻。但后来，能统一人们思想的圣贤死去了，这时原先统一的名称人们不再遵守了，社会上还出现了许多奇特的新词汇。这样，事物的名称变得混乱了，人们在沟通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那么，对比分析as的语言特征，他们在会话时，会在某种冲动下随意将某种事物创造性地用自己造的新词来命名，用词独特，或是典型的用词不当，这样的造词大多是根据自己的想象以及该事物的一些可能很局部的特征。③先秦时，as所占比例可能比现今要大得多。他们凭借想象所造出的新词汇传播出去，自然会与旧有的词汇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混乱。这种语言混乱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根据托尼·阿特伍德的观察，as的语言特征更多呈现出的是几个词汇的简单连接，有的则是一些语句的片段。而先秦文献中的古汉语特点则更明显地呈现出主语的省略，甚至没有一个标准的句子语法，这与as说话总让人觉得没有一个完整的开头的特征是一样的。这样的语言特征加上几乎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人际气氛应该组成了上古社会的普遍风貌。当然，他们as特质中直白表达意思的性格还不至于让社会一片寂静。在大部分的寂静时间之后，原始人也会歌唱，据《淮南子·齐俗训》：“古者，民童蒙不知东西……其歌乐而无转……”，这是说原始人唱歌的声调没有后世人那样好听的旋律，是直来直去的，只是将说的话拉了长声而已。如此看来，原始人的“欢快”生活会让今人感到无比的单调枯燥。即便到了原始社会之后的夏商周三代，人们似乎仍然还是非常沉默的。《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武丁“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可能这里所说的“三年不言”指的是武丁三年都没有对民众发布政令，但这还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商朝时即便国王也很少说太多的话。可能直到春秋时，社会上的语言仍较为匮乏。《管子·小问》和《吕氏春秋·重言》都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齐桓公与管仲密谋伐莒，但却走漏了风声。他们怀疑是当天的服役人员东郭邮泄露的，便让他到殿前对质。东郭邮承认是自己所说，并解释当天虽没听到谈话声，但根据桓公的脸色表情、肢体动作、手指方向以及其说话时大张的口型，判定桓公必谋攻伐莒国。“莒”的上古发音恰为口型大张，东郭邮仅靠这些非语音信息和一个口型就能准确判定桓公要对莒国发动战争，说明齐桓公表达伐莒意思的语言非常简单。而《论语·季氏》又言“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如果不掌握《诗经》中“赋比兴”的语言技巧，就无法援引《诗经》内容来说理，也就没法跟人进行交谈。可见，这一时期的语言可能正在慢慢丰富起来，而这种语言艺术在民间的产生，仅仅是依靠学《诗》来完成的。用这样的例子反推上古原始时期，人们的语言必然非常匮乏。 我们看到在秦汉以前的文献，记录内容相对丰富的是官僚与君主之间的对话，无论《国语》、《战国策》、《左传》、《六韬》、《黄帝内经》等都是这样。这些对话体文献被保留在先秦典籍中，是史官记录的十分实用的阐述治国道理的话。语言的丰富最早应得益于上古圣贤，他们天生应当有较好的语言能力。而关于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国古代典籍一致都认为是由黄帝时期的的史官仓颉发明的。笔者根据as特质发现，中国的汉字很有可能是由一个具有as体征的人率先发明的，而不会是由多个人互相切磋合作而共同创造的。因为，相当一部分as具有过分喜欢钻研一项偏狭事物的兴趣爱好，而且这样的爱好经常会伴随终身，兴趣热潮始终不减。如果一个人穷其一生专研创造文字，那么这种文字一定是成体系的且数量很大。由于as缺乏语言技巧和说出连贯语句的能力，却又有较强的字汇能力，所以上古时as特质的中国先民应该不能普遍地说出意义表达完整而逻辑清晰的连贯性复杂语言，甚至可能其说话所带音节的数量也十分少，所以上古汉语的词汇都是单音节词，而负责造字的这个人（仓颉）也就只能造出单音节的字。而且，仓颉并没有轻松地想到造出语言中所有音节所对应的字符，并运用字符拼写的方式来造词写句的方法。这可能源于当时语言的原始和单一。而用拼音造字的方法，在后世蒙古人造蒙古文、女真人造满文、朝鲜人造谚文、日本人造片假名等屡见不鲜。这说明这些民族在造字之时，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语言。而中国古文字中每个字的造字原理都是按照不同事物的属性来创造的，这种创造原理，很符合一个天才as的思维方式。所以说，仓颉应该就是上古时期的天才as造字大师。而他那个时期（黄帝时期）的语言则一定是缺乏统一性和极不完备规范的原始语言。 -------------------------------- ②《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第208页。 ③《阿斯伯格综合征完全指南》，第209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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