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柯庆施在担任延安女子大学副校长时，与该校政治处女干部曾淡如（曾化名李蜀君、李淑云）相爱，于1941年结婚。曾淡如是四川邻水县人，小柯庆施4岁，于1926年在四川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担任中共遂安临时县委书记，1940年春来到延安。
     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审查，主要问题是1933年中央派他从上海赴满洲省委执行任务时，携带大量经费，因敌情紧张，他不敢去，把经费在天津花掉。然而他却向组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改口说已去过满洲，写出假报告。这一欺骗行为，直至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被戳穿。这件事作为柯庆施历史上的污点，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审查，并就这一问题作出组织结论是“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柯庆施在1921年4月的家信中，曾对父亲说过：“儿的性子非常爽直，这是儿的好处；却也是儿的差处。但是儿始终总是情愿做一个爽直的男儿，不愿学那滑头滑脑的样子。”其实柯庆施并非那么“爽直”。他对组织的欺骗行为，完全是一副“滑头滑脑的样子”。
     接着，柯庆施的问题被扩大化，甚至被诬指为“国民党特务”。有人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墙上写了标语：“柯庆施是大特务！”在柯遭到围斗时，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那人竟然大喊：“我证明你是特务！”受柯庆施“特务案”波及，柯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曾淡如因所谓“四川红旗党”（即外红内白的假党）问题而于1943年1月在延安跳井自杀。
    受到延安整风审查的影响，此后柯庆施没有得到重用。
     1949年冬，当柯庆施从石家庄调往南京任市长、市委书记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聂荣臻等联名向当时的华东局发过一份电报，提示注意柯庆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称他“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华东局“随时注意加以帮助”。
    柯庆施自从妻子自杀于延安之后，一直没有重组家庭，直至1948年，46岁的柯庆施再度成为新郎。
     我于1994年12月24日在北京访问了柯庆施家，见到柯庆施夫人于文兰。1948年5月于柯两人在石家庄结婚，这是柯庆施的第四次婚姻。当时柯庆施是石家庄市市长，而于文兰是石家庄市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年轻干部，新来的大学生。两人育有三女一子。长女柯六六，次女柯五四，三女柯友宁，儿子柯友京。儿媳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的女儿。
    首创“大写十三年”
     到了上海之后，我不断听到关于柯庆施这位第一书记的传闻：第一是要求严格，办事雷厉风行。他平日是个神情严肃的人，性格有点急躁，有时候会拍桌子。他手下的干部，差不多都曾挨过他的批评；第二是艰苦朴素，节俭清廉，总是穿圆口布鞋，衣服也很普通，而且不大喜欢在媒体抛头露面……这两点作风，至今仍是应当肯定的。据上海《文汇报》一位编辑回忆，他有一次送审社论清样到康平路65号柯庆施家中，柯正在吃中饭，餐桌上除一条小鱼之外，便是一盆青菜，一碗米饭。
     柯庆施当时把上海警备区某团“南京路上好八连”、献身边疆的科学家彭加木、小扁担不离手的轮船服务员杨怀远、勤恳工作的纺织女工杨富珍等树为上海的“十大标兵”，方向也是对的。柯庆施当时抓上海工业的“新、高、精、尖”，是从上海这一城市拥有众多科技人才和雄厚的工业基础这两大特点出发，是正确的。柯庆施主政上海十余年间，上海的工业生产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
     不过，我惊讶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每逢周末都有舞会，这在北京很普通。可是上海居然禁止舞会，禁止交谊舞，这“禁令”就是柯庆施发的！据说，柯庆施以为跳交谊舞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柯庆施紧跟毛泽东。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毛泽东语录，床头放着毛泽东着作，笔记本里写着“学习毛主席着作计划”。他对儿女的话是：“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着作，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坚强可靠的红色接班人。”
    柯庆施的座右铭是四句话：
    坚定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火热的阶级感情，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时我在电影制片厂当编导。在上海美琪电影院给我们文艺界作报告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张春桥思路清楚，口才不错，说话要言不烦，当时他开口闭口，要求我们“大写十三年”——这是柯庆施提出来的口号。1963年1月4日柯庆施在会见上海文艺界人士时这样阐述道：“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这话原本不错，可是他又提出：“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