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现在成为旅欧中国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很有影响的组织者了。他经常为此而四处奔波。1922年3月初，他第一次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他在柏林住了将近一年。有人说他住在坎特街，但另外有人说他在威廉斯特拉斯有一处漂亮的住所，月租金为12美元。
     周恩来发觉旅德中国学生分裂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小派别。为此，他乐于把他们联合起来。有位同学描述了在中国学生聚居的地方，周恩来是如何“喜欢坐在客厅门口的沙发上，看同学们打乒乓球”的情景。根据一个来自四川的讲德语的中国学生的说法，周恩来住在柏林时，房东的女儿爱上了他。她曾睁着圆圆的大眼睛告诉这位四川同学，尽管周预付了一年房租，但他只是偶尔住在那儿。另一位中国学生也证实了这个说法。
     1922年夏季，周回到巴黎，参加了两个重要的会议。6月或7月，代表们集会3天，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作为柏林代表出席了会议。不仅如此，他还尽力促使更多的朋友心甘情愿地加入党组织。他以小字体书写了许多材料，在年轻的合作者邓小平的帮助下油印出来，还寄给在京都的朋友吴。在没有得到回信后，他又寄去了一份，并附上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我已给你寄了两次油印材料，不知是否收到？请回复。小弟恩来。”而此时的吴，正因收到材料而遇到警察盘问的麻烦。他回信说：“我们的思想不可能一致。让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吧！但我们永远是朋友！大哥吴。”这就是两位朋友间的最后一次通信。由于他们之间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他们的友谊中断了。为此，周恩来一定感到十分沮丧。
     与此同时，他经常同非共产党的旅欧学生发生争执。一个同学回忆道：“在周六下午或周日，周恩来同学总是到大学区、工厂区及学生住地，在学生聚集的咖啡馆发表演说。”几周后，旅法、旅德、旅比的学生代表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设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卢瓦街17号，戈德弗卢瓦旅馆[令在九泉之下的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60年后近千名中国和法国的崇拜者，在中国总理华国锋、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率领下，曾在这家旅馆的门口召开了纪念性的聚会，并为周恩来的一座半身塑像举行了揭幕仪式。—作者注]。周还在旅馆外面照了张相。他那瘦弱的身体裹在很小的衣服里，袖子缩到了手腕上面，裤腿高高地吊在鞋子上面—真是一张清贫生活的写照。
     还有个传说谈道，比周大12岁、阅历极为丰富并在后来还成了着名将军的朱德，于1922年10月来到柏林，希望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在柏林经周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朱德是一位经历了各种反政府造反的资历很深的旧军人。他的入党要求曾遭到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拒绝。当周的房门打开时，朱德看到了“一个身材挺直，相貌俊美的文静的年轻人。他那张脸严肃而又透出聪颖，富有男子汉气概……周是个举止文雅，善于思索的青年，甚至还有点腼腆”。
     朱德挪开周拉过来的椅子，向周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如何同军阀及最近统治中国的国民党决裂的，如何戒掉吸鸦片的习惯，同孙中山的会晤等。周恩来注意地听着，习惯地侧着头，并提出帮他找住处。在入党申请书寄往国内而尚未批准之前，暂时吸收朱德为候补党员。
    最后，朱德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但他的党籍将对和他仍有联系的国民党保密。周的小心谨慎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1922年10月，周恩来离开德国，途中可能取道比利时，返回巴黎。他还要求当时尚未选择共产主义但倾向科学的朋友聂荣臻从比利时的沙洛瓦赶来会见朱德。结果聂本人也参加了共产党。[聂1922年8月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年初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译者注]
     不久，周还以聂的客人的身份参观了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聂本人后来成为中国核工程的组织者。人们记得周在沙洛瓦时，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非常沉静，还经常陷入沉思。据说他和末代皇帝溥仪的密友—马将军的侄儿关系很好，以后他们交往甚为密切。
     周及时赶回巴黎出席共青团的一个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在他旅欧的最后15个月期间，他利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少年》1922年8月1日创刊，《赤光》1924年2月1日创刊。—译者注]宣传革命主张，反击诋毁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献身于党和团组织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仍旧过着很简朴的生活，经常身穿满是油渍的工作服，还自己用水泡面包充饥。
     然而，他有时也脱掉工作服，炫耀般地穿上漂亮上衣，和一些富裕的同学在巴黎郊外的索斯玩一晚上。如果他去得早的话，他还要下厨房，做几个他十分拿手的中国北方的美味佳肴。
     那年春天，他开始了一项新奇而有趣的工作，即定期选派旅欧中国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而且他每次都把这些有成就的代表送到柏林。赴苏的一些学生在基层党组织的地位有的比周高，他们的离去使得周恩来逐渐赢得了旅欧中国共产党更高的职位。没人怀疑周恩来在解决中国人的争执甚至派性问题时表现出的灵活性，也没有人怀疑他那永恒的吸引力和精湛的处世技巧。
     一位同学后来回忆道：“周恩来对理论的掌握相当薄弱，但他能概括我的思想，然后能比我更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我们多次依靠他准备口头或笔头的公开声明，因为一旦他领悟了组织的思想，经过重新表述后，这种思想就能被所有的派别共同接受。”
     准确地说，在周恩来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人们要求他运用这种卓越的技巧，把所有争执不休的中国学生帮派统一在一个爱国的政治纲领之下。在要求把中国重新统一在共和旗帜下的具有进步思想的大部分学生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国民党成为中国共和革命公认的领导党。只有国民党才能提出似乎可行的方案来推翻那些趁清帝国崩溃之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控制各个省份的封建军阀。孙中山请求西方大国帮助他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但这些国家却借口没时间而没有理睬他。他别无选择，只好转向新成立的苏俄以求得他所需要的物质帮助，而俄国人则一请即允。这反过来意味着，通过共产国际发挥影响的克里姆林宫要求中国共产党停止同国民党的争吵，双方合作来制订定一个有利于中国统一的民族方案。
     在巴黎，两个中国政党组织[1923年6月周同孙中山派到法国筹建国民党巴黎分部的代表王京歧商谈两党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协议，旅欧中国共青团员80余人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被国民党总部先后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驻欧支部特派员、代理执行部长等。—译者注]的年轻的成员们服从了这些命令，但另一个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帮派却不肯屈服。与此同时，周恩来不厌其烦地修改着那份政纲草稿，它将提交在克吕尼博物馆附近的大会议厅召开的400名学生出席的大会上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