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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原题为“‘上海王’柯庆施”
     盖棺未论定常言道：“盖棺论定。”柯庆施虽然早在1965年病逝，时至今日却尚未“论定”。柯庆施病逝时，身兼一系列显赫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里，只字未提柯庆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在民间，对柯庆施争议颇大：柯离世后，很多纪念文章称他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后，“好学生”一词成了柯庆施的代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中只要一提到“好学生”，人人皆知是柯庆施。此外，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对笔者说，倘若柯庆施不是在“文革”前夕死去，那么“四人帮”将成为“五人帮”。（2003年11月6日中午，笔者在上海浦东大道船舶大厦三楼采访陈小津）“文革”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
     不同的声音终于公开出现。那是在2002年柯庆施诞辰100周年之际，《随笔》杂志发表冯锡刚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继续负面评价柯庆施，遭到了金平的批驳。金平在《随笔》杂志发表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紧接着，邓伟志在《党史纵览》发表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除了就冯文逐一为柯庆施辩护之外，认为：“‘文革’前的上海建设，从领导角度讲，归功于以柯庆施为班长的一班领头人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