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以至于会议最后竟恶化成拳脚交锋的局面。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学生被送进医院，许多椅子均遭损坏(其中有把椅子摔在周的身上)。
     这时，周恩来离开祖国已两年半了，一些朋友对他没有异性相伴的事实感到震惊。在社交场合上，他显示了对“留在国内的姑娘”—邓颖超的忠诚。他把这些情感都突出地反映到写给她的信中。当一位老校友来拜访周并问周最近是否有什么“新发现”时，周回答道：“你是指……姑娘？不，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么有魅力的青年，加上你在这儿的影响，难道会没有？”
    “我不想涉足于此。最好还是独身一人，这样更方便。”
    “邓颖超怎么样？你还是每隔一周给她写一次信吗？”
    “你怎么知道的？”
    “她告诉我的。你知道，我偶尔也接到她的来信。”
     过了30年，即1954年，当周恩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重访欧洲，参加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时，有位德国记者试图追溯周20年代在德国的生活经历。他的研究披露，1923年在格丁根住过的一个自称姓“朱”的中国学生与一个名叫库尼贡德·斯坦芬碧尔的年轻美貌的女人睡过觉，致使该女人于1924年4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由于朱、周读音接近，且姓氏相似，而且那姓朱的学生的生日和周的生日也十分接近，这位记者便猜测这个学生一定是周恩来(如果周允许外界了解他的准确的出生日期的话，那么他可能会遭到随即而来的侮辱)。这个消息刊载于《明星》杂志上，而且大量的可佐证的细节显示这件事还远远没有披露出来。例如，有人推测，当婴儿被房东送上驶往她父母家乡的火车的时候，周送给那位姑娘一块毯子给小孩取暖。孩子后来在那儿长大成人，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当装上了标准的德国军人玻璃眼球后，他觉得自己的新的蓝眼睛和以前的褐色眼睛大不一样。在后来的一次战役中，他阵亡了。但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这也可能是周的孙子。这个孩子1954年还在东德生活，在一家汽车厂工作，有两个女儿。
     《明星》杂志的文章说那个女子是1923年夏季怀孕的，按理说很可能是周恩来来往于柏林和巴黎时，中途在格丁根停留过，但却实在没有证据。而且，那年夏天，他在巴黎也有很多机会，但他可能很难在格丁根长期逗留。例如，10月份，他在哲学会堂召开中国学生联合组织的一个会议。在10月10日中华共和“双十节”的庆祝会上，他令人震惊地打着一面红旗，绕场一周，在十几个人的附和下，大唱马克思主义的歌曲。
     一位当时和周一起在共青团工作的同志宣称周没有什么事件：“他过着简朴、严肃的生活。”这个人还指出：“周的个人道德品质无可怀疑。”
     然而，从表面上看，像周恩来这么漂亮潇洒的年轻人在旅欧期间播点“野种”，似乎很有可能。难道还有比格丁根城更值得选择的“播种”城镇吗？因为格丁根城既很少有中国学生，又远离巴黎或柏林这样的政治温室，地点无可挑剔。但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在这件事被披露后的30年期间，其他调查者无法找到为《明星》杂志提供证据的当地证人，以至于后来这个传闻既没有得到单独的证实，也没有深入的进展。
     周恩来本人对《明星》杂志的传闻没有明确的表态。他的自尊受到刺伤了吗？他的助手们气愤地表达了另一个层次的反应。在周恩来当上总理后，他确实对一个德国代表团说他从未去过格丁根城。后来，他曾跟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提过传说他有个德国儿子的事。他说，如果这是真的话，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这个传说被格丁根一个勤快的档案保管员所揭穿。他发现身为小孩父亲的那个中国学生名叫朱林金，而且他的生日同周的生日并不一致。
     让我们再回到现实中来吧！1923年至1924年整个冬天，周都在试图和倾向无政府主义的学生们对苏俄要给中国援助这件事所持的保留意见进行辩论。他们认为中国将失去独立，并处于花言巧语的沙皇继承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怀疑国民党具有抵御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主义逐渐渗透到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不仅要求周恩来和同志们与国民党保持一致，而且还要他们加入国民党。这样，周恩来在旅欧的最后几个月里，同时为两个党工作。国民党还把他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原文如此。]这时期两党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
     当周被怀疑不忠诚时，据传他采取了富于戏剧性的自卫方式。他突然哭了起来。这情景如此感人，以至于在场的许多人都相信了他。在一次由国民党召开的会议上，当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他说：“他们大谈请愿、罢工，可是，当示威游行爆发时，面对着警察的枪口、棍棒，是谁走在队伍的前面，惨遭毒打、被捕、监禁甚至遭屠杀呢？是我们国民党的干部们！而不是他们！他们高谈暗杀和恐怖主义，但抛洒热血的却是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却不是他们！”周恩来恰到好处地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发表了上述慷慨激昂的演说，以显示国共两党的联盟将工人阶级的利益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