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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周恩来传》，(英)迪克·威尔逊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法国政府作出了驱逐学生的决定。100多名学生被押上驶往马赛的火车，随后又被赶上开往中国的轮船。李立三就在这些人之列。他们发觉自己被过早地遣送回国了。李立三比周恩来大两岁，湖南人，出身于贫苦家庭。他比周早来法国一年，一直是半工半读。他还组织了一个自己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并在此后加入了周及其他人组织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是在1922年6月，这时李立三已回国。]负责宣传工作，而周恩来负责组织工作(这和几年后他们俩在中国共产党内担任的职务几乎一致)。擅长讲演、激进而又顽强的李立三主持党的工作时，周恩来是他的忠实的支持者。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这个消息过了一段时间才传到巴黎，周恩来向国内的朋友通报了在法国的大多数觉悟社成员的情况，并说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讨论，他最后也选择了共产主义。他还补充说：“1921年10月刚过，我们就作出了正式决定。”在写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他也谈到了自己到欧洲一年来的思想变化。他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而现在我得有坚决的信心了。”在猛烈地抨击了国家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后，他又写道：“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命运既由他们操着，工人哪有成功的希望呢？……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周估计当时在留法的中国学生中，三分之二的人是潜在的共产主义者，其他人中无政府主义者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分子各占一半。
     1921年春，周成了正式的共产主义5人小组的一名成员。这标志着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1921年年末，他开始筹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部分政治上积极的留法学生都加入了这个组织。
     1922年年初，周恩来又来到伦敦，进行了近两个半月的考察。后来，他曾对一位美国记者承认说，他“不喜欢那儿”。1月15日，他向《益世报》报道了英国军队在爱尔兰和埃及的暴行，并预言这些麻烦将导致英军在中东的更残酷的行动。周恩来在伦敦时，发生了一件后来被证实对其政治发展影响极为重大的事情。曾在天津加入了周恩来的觉悟社的黄爱，在长沙的一次纺织工人大罢工中被枪杀。黄因此成了早期共产主义烈士之一。周怀着强烈的悲痛感，撰文悼念牺牲的同志，这充分显示了他们之间特殊的友谊。
     周恩来对是否加入正逐步成为中国激进政治主流的共产党，一直是在反复思考的。对这个新的哲学，周显然在思想上有所疑虑，而且他一定为接受这样一种极其自信的人生处世哲学而冥思苦想了一番。朋友之死，加上每个人都力促周投身这个事业，这也许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为周恩来提供了能消除残存的思想疑虑所必需的情感动力。在新的青年团成立的几个月期间，他撰文的方式都是启发式的。他在团组织的刊物《少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说，“共产主义是彻底的改造良方”。文章还论述道：
     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依着中国的时势，一切缓和修正的办法都无所施……我们虽是中国人，我们的眼光须放到全世界上来。我们不必想取捷径，也不必畏难苟安，全世界无产阶级为创造新社会所共负的艰难责任，我们也应当分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