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遭到来自北京的抵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邵荃麟尖锐地指出，“大写十三年”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妨害文艺创作，不符合党的“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所谓“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是错误的。然而，柯庆施却坚持说，“只要是写十三年的，我就带老婆孩子买票来看，不是写十三年的，请我看我也不看”。
    我在上海工作没几个月就听了重要文件传达，那是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 116号《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作了批示：
     此件可以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批示，成为上海文艺界“反复学习，深刻领会”的文件，成为那场“既不是文化的又不是革命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所以当时柯庆施给我的印象，那就是“左”，是“左家庄”人士。柯庆施受到非议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左”字。
    柯庆施是如何起家的后来，我才慢慢知道柯庆施以“左”起家的历史。
     柯庆施虽然资格老，但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般。博得毛的好感，是在1956年柯主持上海工作不久。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着名讲话。柯庆施非常用心地研究了毛的讲话，特别是其中的第二段“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注意到毛泽东对沿海工业的新观点：“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柯庆施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上海加以贯彻。政治秘书张春桥又立即领会了柯庆施的意图，在为柯庆施起草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时，把毛泽东的那一段话，作为主旋律。1956年7月11日，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柯庆施步上讲台，作了长长的报告，题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提出以“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作为上海工业的新方针。
     柯庆施不客气地批评了“前届市委”：“在方针政策方面……对上海的工业方针，由于对上海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够，把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扩大化，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上海工业从发展方面打算少，维持方面考虑多，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所谓“前届市委”，当然是指以陈毅为首的原中共上海市委。“这显然是不妥的”，不言而喻在批评陈毅。
     毛泽东正在杭州。听到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派了秘书田家英前往上海，取来了柯庆施的报告。毛泽东看毕，大加赞赏，说了几句夸奖柯庆施的话。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柯庆施的报告。
     于是，柯庆施声名鹊起，从此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因为毛泽东表扬他在上海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柯庆施也从中深切领会：紧跟毛泽东，无往而不胜！
     从此，柯庆施特别留神毛的言论，特别是毛在各种会议上讲的，没有见诸报端的“最新指示”，他总是不断往本子上记，揣测着毛泽东那深邃的思想大海中正在翻腾着什么样的波浪。柯庆施养成一个习惯：刚从毛泽东身边归来，一下飞机或者火车，便立即召集核心人员开小会。他掏出小本本，传达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最新信息。
    张春桥成了柯的爱将最注意柯庆施传达毛泽东最新思想动向的，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张春桥来上海工作比柯庆施早。1950年6月，张春桥在上海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起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后来成为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