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还。而朝鲜世子在归国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凤林大君还没回国，他已被毒死。从仁祖国王很快便立凤林为世子、诛杀昭显世子嫔妃、遣返多尔衮送给世子的宦官宫女等举动看，世子被毒杀是有预谋的行动，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书兴能、礼部启心郎邬黑携通事官郑命寿以谕祭世子入汉城，多尔衮以皇叔父摄政王名义致书慰问朝鲜国王，清使又“以摄政王之意传言：东方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国王“乃告之以实”，即立凤林大君为世子，于是“四使皆喜曰：‘国王已有定计，则东方之幸也’云矣。”此时的多尔衮已无暇顾及更多的朝鲜事务，朝鲜的稳定和支持才是最重要的，多尔衮虽然迅速派出使团赴朝察看情势，但显然并未打算深究此事，这也是多尔衮朝鲜政策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二)、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清廷颁发“减岁币敕”：“朕思岁贡礼物皆出自民间，虑其烦苦，特为量减。”又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发布的，实际清太宗去世前就已经确定了：“前汗时有减省岁币及礼单等语，至是乃有此敕。岁币则减元数十分之一，而单礼则有加无减。”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胜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从停止刷还女真人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忠实地执行着皇太极既定的对朝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人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俘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清军取得北京后，朝鲜有了要求进一步减免岁贡的理由：“大国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国岁币亦宜变通。”并以路远难行为理由，要求“节使兼行”、“岁币方物皆命输致于渖阳，使臣只赍表咨入往。”多尔衮在准许朝鲜质子还国的同时，又同意了朝鲜减免岁贡和岁贡运输负担以及使者兼行的请求：“念岁贡币物，尽属民膏，今将旧额苎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准与蠲免。各色绵绸二千匹量减一千匹，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顺刀二十口量减十口，余悉照旧输纳。其元朝、冬至、圣节贺仪如旧，因途道遥远，三节表仪俱准于元朝并贡，以彰柔远之意。”而岁贡运输，朝鲜仅负责牛庄以前的运输，牛庄以后由清朝雇佣车辆运输至北京。

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而敕使兴能等且：“称有帝命，不受币礼。”

多尔衮多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质帮助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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