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伊始的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顺治二年夏天的北京面临着最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此时多尔衮唯一有指望得到的，朝鲜的米谷是关系到清军成败的大事，实际上多尔衮是有求于朝鲜的。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饥荒的威胁从顺治元年(1644)夏清军进入北京之初就开始出现了，当时多尔衮令朝鲜世子协助筹粮，虽没有约定具体数量，但朝鲜世子认为：“冬前先送五千石，春来又送五千石，必充万石之数，可充其欲。”随着粮食危机的加剧，多尔衮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朝鲜的支援上。

顺治二年(1645)初，多尔衮派出敕使专程赴朝鲜筹集粮食，敕使开出的数目是要朝鲜向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且必须赶在入夏前运到。而朝鲜质子东还成为敕使们的重要砝码：“彼每言东宫、大君今已出来，此后更无顾藉于大国，故如是搪塞云。”此时的朝鲜国内形势也已到了紧要关头。年前朝鲜刚刚平定了一起未发动的政变，“人民皆有涣散之心”，甚至面临“土崩之患”。但此时的朝鲜仁祖国王对清王朝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怀疑，因此对多尔衮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温言求助”，也不得不“为之曲从”，“终以十万石给之”。

接下来，朝鲜采取非同寻常的速度和措施执行此任务：“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最后朝鲜实际运至北京的白米有“五万七百八十余石”。清军能够度过最初的粮食危机与这次朝鲜顷力相助不无关系。顺治三年(1646)初，多尔衮已度过难关，也知道朝鲜已尽了全力：“尔国凶荒，人将相食”，而将其余“再运之米，尽数蠲免”。

从崇德二年(1637)始，经过10年之久的磨合，到顺治三年(1646)，清与朝鲜的关系终于开始走向传统的宗藩关系。清军入关后，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京;明朝灭亡，朝鲜也不再具有重大的军事战略地位;入关后的清朝贵族开始全面任用汉官、使用礼治传统统治方法;朝鲜贡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最后，在粮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朝鲜的确帮了大忙。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修改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朝鲜方面而言，朝鲜终于从清朝的强力压迫和武力威胁中解脱出来，多尔衮执政的清政府给了朝鲜很多“恩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等等，最重要的是，朝鲜人终于相信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而且似乎也没什么不好。这样，朝鲜人又开始声称“事大必须以诚”，“事大之道，贵乎诚信”。朝鲜仁祖国王则“常恶群臣之耻事清国者”，并借机责难“疏章之不书大年号者乃敢捧入，难免不察之失也。”而以前朝鲜臣下的疏章是可以“只书六甲，不用崇德、顺治年号”的。这意味着朝鲜也已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以传统的方法去臣事清朝。此后虽仍出现一些纠葛，但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始终平稳地迈向了传统宗藩关系的老路。

三、多尔衮执政后期的朝鲜事务

对于多尔衮执政后期是否有篡权夺位的企图，学术界有不同说法。从多尔衮最后几年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来看，僭越自大、用权自专的倾向是明显的，专横自大且脾气急躁的多尔衮在最后几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朝鲜事务上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

执政之初的多尔衮还是比较理性的，顺治元年(1644)，护送朝鲜世子东返的清朝将官交给朝鲜国王的第一份“敕书”是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署的，其书曰：“摄政亲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曩者先帝在时，藩王有馈遗于诸王者，则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冲，一应政务，皆予等摄之。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自今以后，贵国无烦致礼也。”彬彬有礼的多尔衮实际上并没有实践他想表现出来的谦逊。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鲜国王时，多尔衮用的是“皇叔父摄政王书慰朝鲜国王”的名义。到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因其母丧以“皇父王”名义颁“敕谕”于朝鲜，朝鲜人发现：“皇父王今番始称敕谕，则事与前例有异。”“而敕使言其国中尊奉，与皇帝无异，又令陈慰进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礼也。”朝鲜方面负责草拟表文、祭文的官员不知道该用“陛下”还是“殿下”好，只好“表文、祭文皆作两件，一称陛下，一称殿下，令使臣到彼中，闻见其行用规例，出其一件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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