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摄政王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31岁的亲王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为联合辅政摄政王，实际上多尔衮一人把持了清国军政大权。而此时的清国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在其后的几年里，在对朝鲜政策上，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最重要步骤。

(一)、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崇德三年(1638)年开始，朝鲜世子或大君还必须“从军”，随清帝前往前线。清帝狩猎时，朝鲜世子也要跟随其后。世子有自己的“沈馆”，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事务交涉中发挥很大作用。

在皇太极的朝鲜政策中，朝鲜质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方面他认为这是迫使朝鲜王廷就范的一个保证，另一方面，也许皇太极也真有“实在不行，就以朝鲜世子取代朝鲜国王”的想法。至少在朝鲜仁祖国王心里是隐藏着这样的恐惧的。

多尔衮执政伊始，安抚政策贯穿其中，对朝鲜国王如此，对朝鲜世子也是如此。于是安排了朝鲜世子的第二次归省，与上次朝鲜方面再三恳求不同，这一次是清方主动安排，却反而引起朝鲜国王、大臣的疑虑：“今闻九王年少刚愎，其意何可测也。前则待世子太薄，而今乃太厚云，予不能无疑焉。”此时，朝鲜国王对其世子的嫌隙已深，虽然最后对多尔衮此举的研讨结论是“不过欲市恩于我国也”，朝鲜国王自嘲说“虽闻好言，反生疑惑，伤弓之乌，例如是也。”朝鲜国王害怕清朝以世子取代自己，至于多尔衮是否有这样的想法，已不可考证，但执政之初的多尔衮与朝鲜世子关系密切却是事实。

顺治元年(1644)四月，朝鲜世子归省返回沈阳，旋即跟随多尔衮向山海关进军。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李自成将“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多尔衮进驻武英殿，令朝鲜世子驻于“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众”，世子“告于九王，得殿东一室，比前稍宽，且有床卓器仗矣。”可见多尔衮对朝鲜世子的重视。但清军入关后，战略形势的突变改变了朝鲜的战略地位，从这时候起，朝鲜由一个战略同盟者开始向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转变。多尔衮需要朝鲜的归顺作为其统治政策的榜样来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世子归国成为必然。

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而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只有“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归还朝鲜诸质子的诏书这样写道：“今朕平定中原，诞登大位，恩及九州，海内欣戴，特颁诏旨，大赦天下。咨尔朝鲜，沾化已久，既列外藩，宜均大赉，特布宽恩，将世子遣归本国。从前罪犯，悉皆赦宥。其原本旨罪罢官员内李敬舆、李明汉、李景、闵圣徽四员，因世子乞恩求用，姑允所请，其余仍不许叙用。”清廷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政策所采取的重大步骤，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的遗留产物，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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