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崇德七年(1642年)秋，由于洪承畴等明朝降将的告发，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才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皇太极愤怒之余应该会有被欺骗的感觉，而朝鲜人在沈阳得知的消息是：皇帝颇后悔当初不如以朝鲜之“六道自此定将勾管”。皇太极派出了第三次查使：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命朝鲜将领议政崔鸣吉以下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结果崔鸣吉等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朝鲜将领林庆业则逃往明国，而告密者李珪则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帝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年)春，清帝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朝鲜，公布查案结果。布丹等至朝鲜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并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

此次查勘历时长达半年之久，是清朝派往朝鲜历次查勘使团中动作最大的一次，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与明朝反目成仇已成定局。是年秋，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这次是“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为清廷所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就连当年朝鲜年祭所用的“祭文与祝帖”，也因仁祖“密教”而改奉大清正朔。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对朝鲜王廷的压力是很大的，朝鲜“义理派”屡次受到沉重打击，再也不敢公开发表反清言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崇德年间皇太极的朝鲜政策有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其一，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事物质基地。

其二，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培植主和派势力。

其三，恩威并施，以武力压迫为主的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三)、崇德朝朝鲜政策的实施者

政策与政策实施者密切相关，特别是在清前期这样一个缺乏行政制度与监督约束体制的社会里，政策实施者个人对政策实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问题在清对朝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非常突出。因此我们来看看都是一些什么人在实施并操纵、影响着清前期的朝鲜政策，这些人很多延续到多尔衮摄政时期继续掌权。

翻检朝鲜史籍，这一时期最多见到的是这样几个名字：“龙胡”(龙将)、“马胡”(马将)、“郑译”。

“龙胡”者，朝鲜称“龙骨大”，即英俄尔岱(代);“马胡”，朝鲜称“马夫达”，即马福塔。天聪年间，英俄尔岱以参将多次出使朝鲜，主要任务是与朝鲜互市。马福塔，满达尔汉之弟，满达尔汉在天聪五年也曾出使朝鲜，“致使命而还”，随后授为礼部参政。天聪八年，马福塔“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

英俄尔岱、马福塔在长期与朝鲜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成为朝鲜问题专家，是皇太极朝鲜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天聪年间，皇太极对朝鲜的政策是以安抚和贸易为主，英、马两人均在户部效力。崇德元年，皇太极征朝鲜之际，英、马两人来往于双方军阵之中全权负责谈判事宜，引导朝鲜国王出降的是他们，后来赍敕册封国王的也是他们。征朝结束后，英俄尔岱“旋授议政大臣”，其后皇太极将“东事则专委于龙马两将”，而朝鲜国王对他们恭敬有加：“今日之事，专恃皇帝之言与两大人之宣力矣。”

崇德期间，“英、马两人专管东事”，已不仅仅是军备物质采买事务，与朝鲜的一切政务联络和实施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两人执行的。英俄尔岱时任议政大臣兼户部承政、马福塔任户部参政，因此，此时的朝鲜使者不是去礼部而是要向户部报到。由户部主管朝鲜事务一直延续到清世祖亲政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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