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元年(1636)春，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建元伊始的清国，与朝鲜的关系一开始就处于临战状态，双方正常的使者往来和贸易已经停止，清太宗皇太极此时已经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他决心在向明朝发起进攻前先彻底解决来自朝鲜的后顾之忧。

清崇德元年(1636年)末，皇太极亲率数万大军入侵朝鲜，清军采用闪击战法，长驱直入，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经兵临汉城。朝鲜国王匆忙逃入南汉山城。清军围而不攻，立栅困之，又击溃朝鲜全罗、忠清等朝鲜援军。皇太极派英俄尔岱、马福塔为使者前往南汉山城，招降朝鲜仁祖国王。24岁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一支满蒙联军参战，“入长山口，克昌州。”又“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江华失陷，朝鲜遂决定降清称臣。

也正是在这次行动中，多尔衮与朝鲜王廷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朝鲜史籍称此时的多尔衮为“九王”：“虏将九王抄诸营兵号三万，车载三板船数十，进屯甲串津，连放红夷炮，水陆军劻勷不敢近。贼乘虚急渡……(朝鲜兵)望风而走……大君募勇士出击，不能敌，或死或带伤而归。俄而大兵围城，虏王遣人呼于城下曰：‘屠城易耳，顿兵不进者，诏命也。皇帝已许和，急遣官来听。’……(大君)行至阵门，虏王令译官道之人，致敬礼焉。日晚，大君与虏王联骑入城，留兵城外，分路东西，令彼我勿相杂糅，戢其军兵，无得杀戮。令诸阵许还被掳士女，请大君修简于行在，令宰臣驰启。……虏王还渡江，蒙兵作乱，焚掘杀掠殆尽无遗。”指挥江华之战的多尔衮“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又善护朝鲜王妃、王子，且“致敬礼”，表现出成熟的政治谋略。

在迫使朝鲜签订“丁丑约条”后，皇太极率先向北撤军，朝鲜世子、大君等其他质子则随多尔衮军行动。这使得多尔衮有机会直接结交朝鲜王室并展示他的个人魅力：“丙子，上往见九王于城山阵中。城山在城西十里地。……戊寅，九王撤兵还，以王世子及嫔宫、凤林大君及夫人西行。上幸昌陵西以送之，驻马于路旁，与九王相揖。九王曰：‘远来相送，实切感谢。’上曰：‘不教之儿，今将随往，愿大王指教之。’九王曰：‘世子年岁既加于俺，而观其处世，实非俺之所敢指教。况皇帝厚遇之，愿勿虑焉。’上曰：‘诸子生长于深宫，而今闻露宿累日，疾恙已作，幸于道路，使得寝处于房堗。’九王曰：‘谨奉教。万里之别，必费心虑，深恐国王之致伤也。世子虽往，亦必不久还来，幸勿过虑。师行甚忙，请辞焉。’世子、大君拜辞而行，上涕泣而送之曰：‘勉之哉，勿激怒，勿见轻。’世子伏而受教。”这是一个礼数周全的多尔衮。

江华之战速战速决使得清与朝鲜的战争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从而使朝鲜人民免受更大的灾难。此时的多尔衮忠实执行着皇太极的朝鲜政策，而他本人在军事行动中对军队的诸多约束以及对朝鲜王室善加保护、以礼相待等举动都赢得了朝鲜王廷的好感和感激，所谓“有私恩于国王”，这形成他与朝鲜王廷之间建立良好私人关系的基础。

(二)、崇德年间的朝鲜事务

崇德初年，迫于武力征服的朝鲜并不甘心臣服于清，清朝的朝鲜政策建立在清朝强权政治基础上，也还没有学会使用传统的礼治统治方法，军事压力的诸多需要更让朝鲜总处于疑惧的境地，朝鲜“义理派”、“斥和派”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双方关系的发展并不很顺利。

皇太极班师回军之时，命令“贝子硕托、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率每牛录甲士四人及三王下全军，赍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战船五十艘，往取明皮岛。”四月，“清将马夫达领舟师七十余艘袭破椴岛(即皮岛)，都督沈世魁不屈而死，军兵死者万余人。”皮岛明军的消灭彻底解除了清军的后顾之忧。

在皮岛战役中，清人发现朝鲜“炮手精锐，椴岛之役，赖此成功”，朝鲜舟师也有极大的利用价值，恰可弥补清军水军的薄弱。不仅如此，朝鲜军队助攻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可以籍此打击明朝：“非必用于战阵，盖欲助为声势，使闻于中国也。”因此，清廷不但要求朝鲜彻底断绝与明朝的传统政治关系，而且要求朝鲜出兵出粮以助攻，成为清的战略后方和军备基地，这成为清廷最初对朝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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