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还是个“贪欲”极多之人，酷爱狩猎和宴享，嗜烟酒、好女色。朝鲜人则在崇德年间就与之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私人馈赠是少不了的。执政后，朝鲜成为多尔衮满足其贪欲的后方基地。英俄尔岱、郑命寿都是多尔衮的亲信，也千方百计满足他的需要。这些纯属个人行为的需要的提出方式有时简直类似于敲诈或者抢劫。

顺治元年(1644)，英俄尔岱指示朝鲜：“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须以倭剑、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谢意。”而朝鲜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则专送摄政王。到顺治三年(1646)，英俄尔岱又说“今番减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以致谢意。”朝鲜史料中记载道：“丙戌十月甲申，清人来索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六千八百个，分定于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甲午，清差到义州，求梨、柿各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挽输，州县不胜其扰。”

顺治四年(1647)，因“入朝官员进贡礼物等项多有疏玩”，多尔衮“特遣户部启心郎布党等察问”，“清使三人猝至”汉城，其实际使命是要求朝鲜新世子入朝。郑命寿俨然秉承摄政王旨意，并以敕使自居：“郑敕以为，凡于谢恩之行，不可无礼物于摄政王前云。”此后，摄政王与皇帝一样需准备礼物，“定为恒式”。

“薄施而厚望”则是多尔衮向朝鲜征集军需物资时惯用的手段。顺治元年减免岁贡换来的是急需的粮食，当顺治四年(1647)需要朝鲜贡献桦皮、铁等军需物资时，用的还是这一招：“郑命寿以摄政王命来言：‘岁币中大米九百石，木绵二千一百匹，绵绸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顺刀十柄，胡椒十斗，及方物中黑细麻布代白细苎布，今特永减。此处鲜米极贵，故仍存百石，其七十石为粘米代送’云。且言：‘户部郎近将出去催纳桦、铁，桦皮三万张，铁三万斤，此则不可减数’云。”顺治五年(1648)，英俄尔岱死后，郑命寿成为多尔衮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对朝鲜的盘剥则更甚于前。

顺治六年(1649)，朝鲜仁祖国王去世，孝宗继位。孝宗开始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暗中修筑山城。清国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多尔衮迅速反应，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有六名敕使组成，“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只能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讥察。”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多尔衮派出的规格庞大于顺治七年(1650)三月到达汉城，使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实际上，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

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岁币等物，国王必欲尽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实为言，欲退其期限”;“假托倭情，欲为探试之地”，“欲以所获朕之汉人船只，不送于此，而送倭馆，又欲修筑训练”;“放逐旧臣”等等。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多尔衮为此专门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清使之所以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又劝诱朝鲜国王：“若婚媾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则直截了当地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至此，多尔衮之心“路人皆知”了。

对于朝鲜而言，本来孝宗继位之初是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纾国难”当然已经感觉是万幸了。因此朝鲜孝宗“无留难之色”对此直为“快许”，于是“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之后的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敕使们的心事原本就不在查勘上，他们用更多时间去审看“处女”。此次查勘能够顺利结束，一方面是朝鲜满足了多尔衮的个人欲望，但更重要的是，孝宗及时改变了可能导致清与朝鲜关系恶化的政策，义理派官员已然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敕使们向多尔衮报告：朝鲜事务仍在掌握之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