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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Rong Xin-jiang , “Further Remarks on Sogdia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Exegisti monument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Nicholas Sims-Williams （Iranica 17）， eds. Werner Sundermann, Almut Hintze and Francois de Bloi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9, pp.399-416. 21、荣新江《从聚落到乡里--敦煌等地胡人集团的社会变迁》，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3号，京都大学，2009.3，25-36页。 22、荣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的淵源》，土肥義和編《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の新研究》（東洋文庫論叢），東京：東洋文庫，2009年3月，201-212页。 23、荣新江《吐魯番新出前秦建元二十年籍の淵源》（西村阳子译），同上，213-225页。 24、荣新江《<西州回鹘某年造佛塔功德记>小考》（日文），《西北岀土文献研究》第7号（吳震先生纪念号），2009.3，1-18页。 25、荣新江《从王宅到寺观：唐代长安“公共空间”的扩大与社会变迁》，《光明日报》2009年4月21日第12版《史学》。 26、荣新江《何谓胡人？--隋唐时期胡人族属的自认与他认》，《乾陵文化研究》（四）《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樊英峰主编，三秦出版社，2008年12月，3－9页。 27、荣新江 （翻译）《有关和田出土８－９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吉田丰撰，与广中智之合译），《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岀版社，2008.12，97-108页。 28、荣新江《中国の敦煌学研究と国际的视野》（广中智之译），《シルクロード研究》第5号，创价大学シルクロード研究センタ－，2008年3月，114－129页。 29、Rong Xin-jiang , “Russian Expeditions an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in Russian and English）， Russian Expeditions to Central As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ed. by I. F. Popova, St. Petersburg: Slavia, 2008, pp.219-226+3figs. 30、荣新江《疾病史与世界历史的书写--<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中译本评介》（与陈昊合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7卷第3期，2008年，388－390页。 四、书评及其他1、荣新江《從巴黎拍賣圓明園文物想到的》（编者改名：爱国情绪以外，还须沉着对弈），《明報》2009年2月28日D4版“副刊世纪：人文·关怀·视野”。 2、荣新江《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序》，同书，三联书店，2009.5，1-2页。 3、荣新江《卷首語》（與劉後濱合撰），《唐研究》第14卷（《天聖令》及所反映的唐宋制度與社會研究專號），北京大學岀版社，2008年12月，1－7頁。 4、荣新江《2008年和田考察行程日志》（与朱玉麒、姚崇新合撰），《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岀版社，2008.12，127-151页。 5、荣新江《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评介》，《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1期，2008年3月，163－166页。 五、部分论文摘要 1.陈苏镇《东汉今古文学的变化、兴衰与合流》 东汉经学以阐释和构建仁义忠孝等道德信条及行为规范为重心。在这一任务面前，今、古文学各家虽仍有不同，但无根本分歧。今文学垄断太学，仍是官方学术的主要形式，但其章句学方法不再是主流。古文学以兰台或东观为大本营，用校勘、训诂等方法，逐步统一经文、经义和经说，成为推动东汉经学发展的主要力量。 2.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 汉唐之际一般被称为中古早期，这个时期中国南方的社会、文化及政治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深刻的变化是以苗瑶语为主的南方土著族群以空前的速度和广度所进行的华夏化，这方面留下史料最多的是长江中游的所谓蛮族。深入观察诸蛮社会华夏化的历史过程，会发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多样性极端突出的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则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这个政治过程通常都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因此考察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能动角色，就是解释南方社会历史命运的重要途径之一。 3.邓小南《出土材料与唐宋女性研究》 “材料”與“議題（問題）”，始終是歷史學家所面對的挑戰。要求得議題方面實質性的突破，而不是滿足於用語、辭彙的改變，只有從材料的搜討與研讀開始。新議題與新研究的出現，不僅有賴於既存史料的重新解讀，也有賴於史料範圍的再開拓。 關注中國古代性別史的研究者們，一方面由於跨學科的理論建設而感到焦慮，另一方面也由於資料的缺乏而頗受困擾。大家都意識到，要突破一種根深蒂固的“經典話語系統”，需要把研究的取材範圍從“精英著述”擴大到“邊緣材料”。這裏既包括文字資料的拓展（例如正史等傳統文獻之外的檔案、方志輿圖、墓誌碑銘、宗教典籍、醫書、筆記小說、詩詞乃至書信、契約、婚帖等等），又包括對於各類實物資料、圖像材料乃至情境場景（發生環境、社會氛圍等等）的綜合認識及其與文字資料的互補和互證。 就本文所討論的內容而言，所謂“出土資料”，主要是指通過考古發掘得到的資料，包括文字的與非文字的實物資料，特别是出自墓葬遺址的資料。大量唐宋墓葬的發現和發掘給研究者提供了豐富而新鮮的刺激，出現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唐宋”並稱，對於研究者而言，是一個具有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時間概念。這既是因為兩個時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連續性，牽動著我們對於“文明巔峰”的自豪記憶，也是因為兩段歷史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反差甚至“斷裂”。這段時期所經歷的社會變遷過程，其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歷來受到學界關注。儘管本文以“唐宋”並稱，但兩段歷史的研究者對於考古材料的利用程度相當不同。從唐史研究近年間的發展趨勢來看，以敦煌吐魯番文獻、墓誌、考古發現為主要史料來源的專題研究成績突出。而宋代考古，就其歷史時期而言，是考古學中比較晚近的一段。正因為如此，其受到學界重視的程度、材料的整理與研究明顯地不如唐代。由於沒有足以衝擊既往研究體系的新材料--尤其是出土材料--出現，宋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基本議題，多年來始終比較穩定。 如果將議題聚焦於女性研究，則應當指出，我們對於考古資料的研讀與利用還相當不夠。近一二十年來，學界對於墓誌銘和敦煌文書的關注日漸密切，並在此基礎之上出現了許多深入的討論，但對於其他類型的出土資料，我們似乎還注意不多。 本文的重點，不在於對唐宋女性生活綜合性的對比研究，而是選取個人接觸到的部分方面，予以粗淺介紹，並希望進而討論考古資料--特別是墓葬出土資料--對於我們觀察唐宋女性生活可能提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