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曾将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解释框架的危机归结为“规范认识”的危机，提出：“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他认为，这才是库恩“范式”一词的真正涵义。在黄氏看来，规范信念和规范认识比起任何明白表述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为广泛、更为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它们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引导人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它们往往构成不同理论、模式间发生争议时共同的前提和出发点。但不幸的是恰恰是某些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发点似乎发生了危机，即规范认识的危机。危机主要来自于实证研究所揭露的一系列悖论现象。而悖论现象则是指那些现有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黄氏所列举的悖论现象包括：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同时存在；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的同步发展；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并存；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的扩张；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等等[5]。
    尽管黄氏所揭示的若干悖论现象是否真的成立，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已引起诸多争议，至今未有定论，但至少有一点黄氏可能是极富洞察力的，即对规范认识的质疑构成范式转换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的动力。在目前对史学发展的种种束缚因素之中，最隐秘的可能便是某些看似科学实则不科学的常规性思维定式的潜在影响，它们往往表现为某些似乎毋须置疑、理所当然的规范性联想、暗示和推理，我在过去的一篇小文章中曾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使用得颇为频仍的‘洋务派’、‘改良派’、‘买办阶级’等概念便带有某种规范性、暗示性的否定价值评判在内。历史人物一旦与这些概念沾上边，往往就成为灰色的乃至反面的历史人物，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反之，对待像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这类来自下层的农民运动，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去寻找和论证其革命性、进步性”[6]。我至今仍坚持这种看法，并进一步认识到这与史学研究中狭隘的政治史范式不无关系，也是我们必须突破这种范式而实现研究范式转换的理由所在。随之而起现代化研究范式虽然不能完全包容革命史范式，但在从更大的时空范围考虑近代社会的演变，获得某些更具中性的历史认识上，毕竟体现了史学思维的进步。
    其次，范式转换的意义，又在于打开我们的历史思维空间，从更加宽广的视角去观察和解释历史。从革命史范式转换到现代化史范式，或从现代化史范式转换到后现代化范式，或从单一的政治史范式转换到全面的社会史范式，因认识范围和论述侧重点的不同，很难说有一种能绝对包容和取代一切范式的终极范式，但伴随范式的转换，基本上可以看到我们的思维空间一步步被打开，观察历史的视角日趋多元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愈见丰富多彩，逐步更逼近历史的真实。我曾经指出，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7]。这三种史观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范式转换中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思考空间的扩大。这正是范式转换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所以，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去探讨各种范式的区别和转换，但更值得做的，却是捕捉范式转换所带来的思维的乐趣和无限的历史想象空间。没有史实便没有历史，只有史实也不是完全的历史。如何在二者中间找到平衡，正是科学研究范式的使命。
    以下将从中国商会史研究中的范式转换作具体的考察和反思。
    二、政治史范式下的商会史研究
    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最早无疑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领域来加以拓展的，因此，一开始基本上没有脱出政治史范式的框架。
    所谓政治史范式，即是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为论述中心的历史，其关注的对象乃历史过程中异彩纷呈的宏大政治叙事，视政治因素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力量。正如有的学者所归纳：“当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包括重大政治事件、重要政治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其功能也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统治的时候，政治史就是一种史学范式。”[4]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正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王朝兴衰为主干，“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语）作为撰述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史”。20世纪初年，梁启超倡“新史学”，其明确的取向，就是要突破此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扬善惩恶为职志的陈旧史学格局，试图把视野从“朝廷”转向“国家”，从个人转向“群体”，从“英雄”转向“平民”。简言之，要突破狭隘政治史的格局。但是，因梁氏新史学定位在“国家意识”的启蒙，认为“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试图以史学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因此，事实上又很难摆脱以“资治”为目的的政治史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