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政治史范式的制约，不仅研究视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很难真正放开视野，而且极易落入一套已设立好的研究规范、逻辑、思维习惯和话语系统之中，即有一种顺着前人的话往下说的感觉，很难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比如，我们之所以认定商会是“资产阶级的社团组织”，“为资产阶级提供了说话办事的地方”，是不是因为事先便有个“资产阶级”的影子在，暗地里受到“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类价值判断的影响，试图寻找合乎这种历史逻辑的解释？反过来看，是否存在还没有成为“阶级”的作为商人联合体的商会呢？我们往往一方面承认商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一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进步性”，体现了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同时又认定它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制约，政治上表现出很多的“软弱性”，是否因为先前就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类政治判断的潜在影响呢？还有，我们之所以习惯从反帝爱国斗争和辛亥革命这类政治事件中来观察商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离不开从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或日货运动）看商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从立宪运动看商会的妥协性，从辛亥革命看商会如何转向革命，等等，是否原本就已认定商会自成立之日便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与利益，以及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斗争的重要场所”，因此，要为之找到事实上的根据呢？
    总之，我们在研究之先就已经被太多的“预设”、“假定”、“不容置疑”所包围，很难创造出自己的概念、推理和话语系统，简言之，很难进行真正的史学创新。这是传统政治史范式制约对我们研究工作不利影响的一面。当然，作为学术研究共同体的一员事实上又是很难摆脱承继下来的既定研究范式的制约。研究对象的转移是相对容易做的，而真正突破传统范式的制约另辟新路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们毕竟不能完全脱离自己所生存的学术环境，无法规避先前的一套研究规范、术语乃至问题意识。
    三、现代化范式下的商会史研究
    政治史范式在客观上的种种局限性，促使商会史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而从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的现代化理论自然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
    一些研究者认为，从晚清开始到民国时期，中国实际经历了一个类似于西方的早期现代化（或称为近代化）过程。早期现代化涉及中国近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最基本的核心涵义应是经济的工业化与政治的民主化。除此而外，也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社会状况下展开的，因此其核心涵义还应增加一个民族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注：关于早期现代化和近代化的涵义，参见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22-226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页。）。就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而言，无论从现代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发展目标来看，二者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商会或以商会为主要依托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理应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承担者。虞和平认为，商会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促进资产阶级本身的现代化--从分化到整合；二是促进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民主化。”因此，运用现代化理论把商会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是对商会本身的研究，还是对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或是对资产阶级的研究，都将会产生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15]（前言p2）这已经将运用现代化范式从事中国商会史研究的意图和目的表述得十分清楚了。
    现代化理论系探讨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理论，重点在于探讨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现代化理论涉及的学科面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等，其中运用最多的又是社会学理论。这一源于欧洲的理论，经历了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酝酿期”（其理论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圣西门、孔德、杜克海姆、英国的斯宾塞、德国的马克思韦伯等人）、20世纪60和70年代“形成期”（以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历史学家布莱克等人为代表）的两个阶段的发展，综合各家各派的学说，在理论上已趋于成熟，对社会发展过程具有很强的阐释能力。因此，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同是现代化产物的商会一类社团组织，可以强烈地冲击已渐呈颓势的政治史范式，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话语、新的视野和新的阐释框架，简言之，带来全新的理论活力。
    现代化理论中，尤其是从社会学衍生出的一派，格外强调社会转变过程中各社会系统、层面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强调现代化是一个“连贯的整体”，“都市化、工业化、世俗化、民主化、教育，以及传播媒介的参与等等，并不是零乱地偶然发生的”；“这些因素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完全独立的因素，它们经常有规则地一起出现”[16]（p32-33）。这种系统、整体、发展的观点，对商会史研究启发是相当大的，它促使我们以系统、整体和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商会组织，而不是孤立、割裂地看待它们。同过去单纯就商会谈商会不同，新的研究往往从商会的组织系统、商会与社会的关系中去把握商会的性质与功能，除研究总会、分会和分所所组成的商会本体组织系统外，也研究商会与商团、商学会、教育会、救火会、市民公社、农会等新式社团组织的相互关系，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丰富了研究的内容。
    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发展的过程，尽管过度夸大传统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同时也不合乎历史实际（详后），但这种传统-现代的二分框架又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观察商会组织功能发展变化的理论分析视角和手段，使我们的研究一开始便具有比较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而不被零碎的事实牵着鼻子走。比如，正是依据从传统到现代的理论界定，才使我们可以对商会的近代社团属性下一判语，进行比较准确的定位，而不再简单视之为传统行帮组织的集合体或官办机构（过去通常如此认为）。同时，也使有的研究者可以据此来观察商会自身的组织现代化和其如何参与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如虞和平关于商会与早期现代化的著作，便是根据现代化理论来观察中国资产阶级及整合化和世界化的过程，为先前的资产阶级及研究注入了新内容。他认为资产阶级组织形态现代化过程，充分体现在商会的产生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行会为中心的行业性整合；以各省商务总会为中心的省区性整合；以全国商会联合会为中心的全国性整合的三个阶段”[15]（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