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提倡商会史研究的前辈学者的初衷，同样是要想突破狭隘政治史格局，赋予辛亥革命史研究更为宽广的视野。早在80年代初，章开沅教授便曾指出：“我们30年来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多侧重于政治史，而政治史的研究又很不全面，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少数革命领导人身上。这样，自然就很难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也很难探索新的课题，从而限制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在提及资产阶级研究时，他认为，“过去，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个别企业主的经济活动，这自然是必要的，却又是不够的。应该扩大我们的科学视野，要从这个阶级的整体着眼，认真考察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譬如商会，我们一向就研究甚少，其实这是从整体上考察资产阶级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8]（p38-39）在1983年8月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章开沅教授再次强调了商会一类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种研究可以补资产阶级研究中单纯“类型研究”和个体研究的不足，扩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他说：“已故的邵循正教授曾多次强调需要加强集团研究，给我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根据近年来的工作体会，我认为，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之间的中间层次。因为，阶级、阶层决不是个人简单的相加，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不是企业的简单相加一样，而集团则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纽带”[8]（p62-63）。
    章开沅教授的上述见解，曾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共鸣，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热情，但是，在具体的史学研究实践层面要真正做到突破政治史范式，开创新的研究意境，却并非易事。因为政治史范式的制约，主要还不在于究竟以什么为研究对象，而更在于如何去进行研究，即到底以什么样的视角、眼光和问题意识去进行研究。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初，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资料、问题和领域是新的，但思考的角度和路数却是旧的，多数研究者仍然习惯于从政治史的角度去思考商会问题，以政治因素（往往又化约为革命与否、进步与否）作为商会评价的关键值。而由商会问题所带来的更为宽广的历史研究领域却一时意识不到或难以企及（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充分印证了黄宗智指出的范式危机（黄氏称为规范认识的危机），最重要的不是在于让人们去研究什么，而是不去研究什么，即造成史学认识上的若干难以察觉的“盲点”，从而限制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深度。
    正如冯筱才在其综述文章中指出的，初期的商会史研究基本上是被置于社会阶级分析模式之下，成为对资产阶级进行集团分析的一个样本，而分析的动机则是为了更清楚地把握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态度和动向[9]。如最早一篇研究汉口商会的论文，其出发点便是通过商会的活动进一步证明“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10]（p41-76）。初期研究者们最为关心的乃是商会的阶级属性问题。针对过去认为商会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研究者们试图证明商会其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团体，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11]。只不过有的认为商会是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所控制，有的则认为主要由民族资产阶级下层所控制，有的则通过对会董成分的比例分析，认为商会主要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买办则不占主导地位[12]。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清末商会的设立主要是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独立阶级队伍的形成”，或标志着资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朱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商会与资产阶级形成的关系，认为“1840年以后各地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的建立，可以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一个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其成员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和组织程度的提高，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不仅依靠自己的这一组织在地方上团聚起本阶级的力量，改变了过去分散自发的狭隘落后状态，而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照应和协调运动，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省区的界限，在全国建立起虽比较松散但却令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网络，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商会联成一个有着共同政治经济利益的社会集团，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法人’地位，进而能够采取种种办法将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层层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3]（p7-9）虞和平则明确提出，社团法人资格的获得和商会组织的凝聚力，使得过去呈散在状态的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过渡，而1912年“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全国性的资产阶级联合团体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发展到更高层次，“全国商联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全国性整合的一种标志”，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完整形态的最后形成[14]。其共同特征，是以商会研究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突破口，从资产阶级的成长来说明和解释商会组织的成长。
    回顾起来，开展商会研究之初，在习以为常的政治史范式的制导下，研究者们常常怀有两个基本“情结”：一是要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并无资产阶级的论断，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情结”；二是要通过商会的表现来证明辛亥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可称之为“革命情结”。这两个情结导致商会研究的早期兴奋点实际是政治性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关怀。我并不认为政治性关怀有什么不妥，“资产阶级情结”和“革命情结”有什么不当，而只是想强调这种关怀或本身就已大体规定了我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循此思路，当然可以解决历史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也可以对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更合乎情理的解释（比起没有解释或解释不清仍是一种进步），由此而形成较好的史学研究成果。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它常常使我们在关心政治性问题的同时忽略了历史的其它方面，不能完全实现“由革命转向社会”的初衷。
    举例来说，初期的一些商会研究成果尽管有开辟新领域之功，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由于这些论著本身在立意上是为更深入地研究辛亥革命而作，走的是政治史的路子，因此细读之下，又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有不甚满足之感。如前面提到的冯崇德、曾凡桂所著《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以及杨立强、沈谓滨著《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皮明庥著《武昌起义中的武汉商会与商团》（《历史研究》1982年2期）等论文，虽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与新史实，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新的突破，但着重论述的显然是商会和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作用，而不是商会和商团本身，对其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则不可能作深度的开发，研究视域也自然受到限制（附带地说，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对商会的正规研究始于徐鼎新1983年所写《旧中国商会溯源》一文的原因）。太为关心商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造成我们即使突破辛亥革命时段，即使以商会本身的产生、发展为论述中心，也会不自觉地突出政治史意义的商会史而忽略经济史或社会史意义的商会史。如被学术界征引很多的商会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除了第一、二章外，基本上是上海总商会的一部政治参与史，着重研究的是晚清至民国期间商会在历次政治变迁和重大事件中的政治活动。当然也有部分经济活动，但却不居主导地位，往往是作为政治活动的背景、基础和延伸。由此，该著虽是一本研究上海商会史的力作，但又还不是一部完整意义的商会史。这很可能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政治史范式的垂范作用不无关系，而不完全是作者自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