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地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入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我们却可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从经济史、政治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也可从社会生活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入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致化，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真实。
    最后，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是一种“透视”法的研究。落实到商会史研究中，不能就商会看商会，而要透过商会看社会，看各种社会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看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合作中的冲突与冲突中的合作俱在），看商会与整个城市生活之间的关系，看商会在近代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小见大”，真正能够体现和贯彻“总体史”范式的研究宗旨并深得其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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