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史学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和未来的前景
    进入21世纪，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和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审视它的发展前景。
    所谓中国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指中国史学发展到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就不仅仅是史学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史学理论的问题，甚至也是当今史学工作的实践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这里只举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
    首先，是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对此，古代史家刘知几有精辟的论断：“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34]（《史官建置》）近人梁启超认为：史学对于社会上所有的人来说，应是“视之如饥饮渴食，一刻不容缓”[35]（p246）的大事、要事。他们的看法，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和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切有识之士自古以来的一贯思想。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之下，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已经深受误解：史学究竟有什么用？显然，当有些人对此表示疑虑时，史学的社会位置便变得模糊起来。这不仅妨碍了史学的发展，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这里，我们不妨换一种思维方式来提出问题：如果在社会中没有了史学，政治家们将会怎样思考？世风建设将何所依凭？人民将如何去认识历史？政府各级官员不懂历史将怎样履行公职？社会教育将失去哪些有价值的内容？[36]这实在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其次，是关于“史学寻找自己”。章开沅指出：“史学之所以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史学和史学工作者要避免“自我迷失”或走出“自我迷失”之途，惟一的办法是尊重史德、讲求史德。具体说来，“史学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只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才能求实存真，实现历史的公正。真正的史学家，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史德能催生出学术的永恒，学术的永恒追求也可以规范、造就纯正的史德。”清人章学诚强调“辨心术以议史德”，“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赝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37]
    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一则是社会及社会公众应当看到史学的重要，一则是史学与史学工作者应当慎待自身、善待史学。这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做得好、结合得好，史学就会不断发展，社会也会从中获益。因此，有识之士自应高度重视这两个问题，并努力促其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21世纪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景离不开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21世纪的中国史学应该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论上有重大的发展和突破，提倡大胆尝试新的研究方法，实现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丰富、充实和改造；应该拓展研究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打破传统的选题思路，将史学研究的触角延伸到历史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应该不再拘泥于著作形式的传统模式，使其在体裁、体例、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变得更活泼，更生动，更具有文采；应该提倡宽容精神，欢迎不同学派的对立和争鸣；应该充分利用史学批评的武器。历史学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积极而健康的史学评论。[38]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现有的基础上必将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其发展前景，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明显的、更大的进展。
    第一，继续推进开创性研究，其着重点将反映在理论研究、多民族史学研究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
    --关于理论研究。中国史学有丰富的理论遗产，这已经逐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关注，并且已产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这同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本身相比，是远远不够的。今后的研究，一方面是发掘、梳理理论遗产，一方面是对其作出合理的和深入的阐释，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它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当自觉地认识到，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身的需要，也是促进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需要。大凡一个学科，只有在理论建设上有大的发展，才会有深厚的根基和广阔的前景。
    --关于多民族史学史研究。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对多民族的史学进行研究，不仅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作深层次的论述的必然要求。白寿彝指出：“兄弟民族的史学史工程很大，内蒙、新疆的研究工作有一定成绩，可彼此没有联系。西南也有一些，云南、贵州是多民族的地区，也要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史学史将来要发展成全民族的史学史，应该把进行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科目加以提倡。”[8]（p354）目前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注意到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记载与史学发展的研究。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现在只是起步阶段。
    --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推进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将是史学史研究所面临的又一重要任务。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应走向更高的层次，应在“形”与“神”两个方面深入开掘。这种比较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更重要的是为了启示未来，即中国史学应从西方史学中汲取哪些有益的因素，中国史学如何把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向世界传播。这种比较研究的开展，无疑将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进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