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以平实的笔触叙述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史学发展面貌，凸显出了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对传统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述，都放在整个过程中作自然的和合理的编次。此书所阐述的史家忧患意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新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等重大史学问题，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把史学的“近代化”作为主线，以史学思潮、史学流派作为坐标而论及重要史学问题，以历史观的区分而审视史学发展动向。全书的主旨是“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15]（p1-13），依次论述了“新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实验主义史学的兴起”、“古史辨”学说及其影响、“史料建设派”的思想与方法、“历史研究法派”的史学思想、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史观述评、30年代至40年代史学发展的动向。尽管“近代化”这一提法是否妥帖还可商榷，但此书的新意是很突出的。
    第三，在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方面，颇为研究者所关注。这里要提到的是胡逢祥、张文建所著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学典所著的《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张书学所著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三部著作。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限起于鸦片战争，下限止于20世纪30年代初。此书的一个特点，是脉络清晰，大致依历史进程和时代特点来把握史学思潮及流派。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理论上有明确的认识，尤其是此书的《绪论》，对“近代社会的变动与史学”、“近代史学发展进程与史学”、“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的论述，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作者指出：“从史学发展本身的特点来看，中国近代真正形成史学思潮的主要有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疑古史学思潮以及屡屡泛起的封建复古主义史学思潮等。这些思潮的依次递兴，大致经历了一个由依附于一般的学术思潮到逐步形成独立史学思潮的过程。”[16]（p16）作者的这一概括，给读者不少启发。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主要论述新中国成立后“40多年间中国史坛具有导向性质的若干史学思潮及这些史学思潮的逻辑联系”。作者认为：“在分析、阐释当代中国主要史学思潮之前，有必要先勘究这些思潮的源头。无须通过艰苦努力，我们就能看到，这些思潮总是或直接或间接与建国前毛泽东的史学观念沟通起来。”[17]（p1-2）这一见解，是此书的基本出发点。全书有“大势编”，讨论历史主义观点与阶级斗争观点的冲突、从“回到马克思去”到向国际史学靠拢--新时期以来史学主潮的递嬗两个问题；有“事件编”，讨论对平民主义历史观念的三次冲击即历史主义问题论战、历史发展动力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等问题；有“人物编”，评论翦伯赞--“文革”前史学理论探索的先驱、黎澍--新时期史学界思想解放潮流的旗帜。作者对这些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注：作者所说的“现代”，系指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曾流行过这一概念。）一书，探讨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史学思潮的生成、演变，并对其作出评价。此书从20-40年代中国史学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梳理出来三种史学思潮，即实证主义史学思潮、相对主义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并力图从历史究竟是纯客观的、是主观想象的、还是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哲学属性与史学本质加以阐述。作者认为，“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在二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在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四十年代后成为主流”。作者进而从史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上辨析了各个思潮的理论和方法，即“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史料”与“理论”的关系，“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认为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固有其片面性，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正确对待这些基本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18]（p23-41）
    关于史学思潮与流派的研究，还散见于其他一些专著和论文。总的来看，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有不少问题如史学思潮与社会历史、政治倾向、文化渊源、外来文化、史学自身发展演变的关系等等，都还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第四，在史学学术史研究方面，开始有了新的探索。张岂之主编，王宇信、方光华、李健超撰述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是这方面的创始之作。张岂之认为：史学学术史应包含有各种史学成果及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以及史学与其他学术成果的关系；应包含史学的理论基础，即不仅有历史观，而且还有史学哲学和史学方法。[19]（p2）此书凡四编：第一编近代史学哲学，第二编近代史学方法，第三、第四编近代史学学术成果，前者是关于中外历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后者是关于考古学的研究。从此书的结构以及此书序文中提出的问题来看，学术史究竟怎样写？史学学术史怎样写？的确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书的贡献之一，是它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参考、又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模式。
    第五，在运用书志体撰写中国史学方面，同史学学术史一样，也有新的尝试。瞿林东所著《中华文化通志·史学志》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是一部史论兼备的中国史学通论性质的著作。它在概述中国史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论述了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史书的内容和形式、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观念、史学理论、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优良的史学传统等问题。此书也可视为一种新的中国史学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