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相互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话,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4]他们所强调的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史学史应当写出史学发展的过程。 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作深入的探讨。譬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到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5]当然,作者所说的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讲到“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时指出: 史学史应总结出过去历史家的遗产。当然要用批判与继承的方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里也应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或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展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古时期,阿拉伯的史学对欧洲史学的影响。 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作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到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广泛、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二)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注: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所收专题论文,不少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的。)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6],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二千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好地发展今天的历史科学,而且还可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二千多年来,中国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们有用的科学价值。 --通晓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的历史,对于每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应是一种必要的理论素养。而对于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学生以及刚开始从事历史科学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外,中国史学史的学习,应该作为他们基础理论训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写,也有着重要的迫切的意义。 这些看法,深化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诚然,当一个学科能够有力地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时,说明这个学科开始走向成长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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