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这里说的“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寿彝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7]（p603,604）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全面地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里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寿彝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为此，他进而认为：“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7]（p603,605）这就是上文所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设想。
    第二，关于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学科建设还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阐述。
    --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的系统研究。史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以研究过往的社会为起点，而以服务于当今的时代为归宿。因此，史学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具有时代的品格。”这种关系，决定了先进的史家和优秀的史著，必定具有一定意义上的时代精神。“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史学家和史著，只要达到了某个时代人们对于历史认识的新成就，能够面对和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有新的探索，从而使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那么，就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史学的时代精神。”从另一方面来看，“史学工作者要以史学反映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变化，就必须具有对于时代的正确认识，并把从时代看历史和从历史看时代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23]（p296,297,300）采取这种观点研究中国史学史，即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从时代特点来把握史学的面貌，在揭示和阐述“历史进程与史学发展方面，于横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相关历史时段的社会面貌对史学发展的影响，于纵向上力图把握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史学自身萌生、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相关历史时段中所显示出来的主要特点或发展趋势，从而力图历史地和逻辑地来阐明中国史学史的面貌”[24]（p3）。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判断。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或附庸。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25]（p20-34）。
    --对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作贯通的考察。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从外国输入的，是因“摒弃”了传统史学才产生的。这种看法无法解释近代史学为何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故与近代史学的客观进程是不相符合的。应该深入地考察近代史学如何吸收了传统史学的优良成果，以科学地说明近代史学的产生。在历史观上，近代史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这固然主要是从西方学来的，但同时，他们也由于吸收并改造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进化史观而形成。如夏曾佑接受西方进化学说，“确有他深刻研究今文经学的历史变易观点为基础，做到融会贯通”。在治史方法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都深受乾嘉考证方法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在编撰方法上，近代章节体史书的产生，既是从外国学习了新的编纂方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原有的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而达到创新的目的”。[26]（p44,48,5）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并展现出“近代史家创榛辟莽、呕心沥血写下的著作”[26]（p1-12）。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在阐述近代史学变化过程中，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进一步说明上述问题。[27]（p1）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15]。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