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在史学家传记研究方面，可以说是一大“热点”。陈清泉、苏双碧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三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是较早出版的大型史学家评传。它评述了历史上82位史学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此前，有张舜徽主编的《中国史学家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此后，有瞿林东、杨牧之主编的《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中华书局，1988年）。以上是集传。进入20世纪90年代，史学家专传多了起来。李侃主编的《中华历史文化名人传·史学家系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包含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杜佑、司马光、郑樵、章学诚、梁启超八本史学家评传。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其中包含有陈垣、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的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000年）。类似的史家传记，还有不少。这些评传，形式不一，风格各异，有的面向社会大众，有的面向学术界，均有可采之处。与史家传记相辅相成的，还有史学名著评介的出版。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共评介史学名著86种，其中亦不乏佳作。史家评传和史学名著评介，在推动中国史学研究的提高和普及方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第七，在史学史资料编年方面，杨翼骧付出几十年的心血，其成果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面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第三册（1996年），均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内容广泛，凡中国史学上有关的人物、事件、著作、制度变化等，均以年月为序，逐一编订，时作考证，疑者存疑，十分了然，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者不可不读之书。
    第八，在有关中国史学史领域的辞书编纂方面，也有新的开拓。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是最早面世的中国史学史辞典。其后，有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史学家辞典》（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它们在提供查阅、以备检索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第九，在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研究方面，是近年来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其中关于对新中国史学的回顾，有卢钟锋撰写的《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一文，认为：“新中国历史学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历史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是五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最重大的成就。”[20]此文讨论了新中国历史学的前30年、后20年，以及新中国历史学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有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一书，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36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研究面貌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还有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此书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上述二书前者以专题命篇，领域宽广，后者以年月为序，史料丰富。它们出版10多年来，常被人们所引用，表明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发表了数量众多的关于回顾和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文，如林甘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瞿林东的《中国史学：20世纪的遗产与21世纪的前景》（《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和《百年史学断想》（《世纪论评》，1998年第1期）、戴逸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20世纪中国史学作了初步的总结。百年回顾，见仁见智，但总是有一些可供参考的地方。这方面的专著，有刘新成主编的《历史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个概括的述评。此书序文强调说：“把这百年史学网罗无遗，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只能追溯史学的主潮，展示百年以来史学家的心迹，学习他们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情况下的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历史责任感，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也许在后来的人看来，他们有失误，但他们关注民族未来的情怀，体现出思想中一种崇高精神，以及在学术上进行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应当受到尊敬；抱着轻浮的态度，蔑视前辈的业绩，只能是无知与浅薄。我们将接续前辈的工作，不断创新，把新时期的历史学推向一个新高度。”[21]（p1-2）
    第十，就中国史学史某一个重要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也有不少新作：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其泰的《史学与民族精神》（学苑出版社，1999年），以及多种断代史学史论著，均为创新之作，也是值得关注的。
    以上所列各项，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由此可见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其次来看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
    进入发展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和活跃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和学科建设的意义，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22]（p24-33）白寿彝指出：“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7]（p603）如前所述，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13]（p29）人们对此或许有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可以认为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