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这是人们最为关注、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如何高屋建瓴地来把握这个问题、阐述这个问题，实为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大讨论的发展趋势所要求作出回答的。白寿彝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7]（p595-601），就是在这种趋势中产生的。作者指出：“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是我国史学史研究的两大经常任务。”为了很好地进行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必须善于对成果作科学的分析，辨别其精华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联系。真正做好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工作，史学史研究者又必须详细占有资料和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作者把全文概括为15个字：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这15个字，把中国史学史的主体、客体及主客体的关系都说明了。这是一篇理论性强、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是因为，作为一篇理论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论分析同具体事物结合起来，如作者论述“规律”问题时写道：
    在五四以前，我们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但并不是史学领域内根本没有唯物主义观点。……发掘中国史学史上唯物主义观点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并把它跟五四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
    五四以前，我们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但史学史上有按照一定历史条件考察问题的，具有朴素辩证法观点的历史观点，以与武断的非历史观点相对立。在史学史上，当在社会历史大变动时期有反映新兴阶级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当同一性质社会内部出现阶段性变化时期也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政治要求的政治观点，这在当时都是跟反动的、落后的观点相对立的、革命的、进步的观点。……把这两种观点跟五四以后的辩证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区别开来而又联系起来，进行全部历史的考察，阐明它们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史学的这两个基本规律，这同样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务。[7]（p595-596）
    这样来讲规律，一方面便于读者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明确地肯定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从而明确了研究的途径。
    其次，作者在讲到资料工作的时候，不独强调了资料积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这种资料积累和资料占有工作，他写道：
    中国史学史工作中的占有资料，特别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占领堡垒。第一，所谓堡垒就是各时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谓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这些代表作。……这样的作法好像是很笨很慢，但这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法，是保证有成效的办法，是必须坚持的。[7]（p600）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的艰难，以至于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个脚印”这样的口气。
    由于此文有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故在发表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怎样总结史学遗产？在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中，不少人都提到总结和继承优秀史学遗产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如“批判继承”、“区分精华和糟粕”等一般性的理论论述；它还是一个学术实践问题，即必须明确总结什么，如何去总结。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明确的认识，那末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无法继续深入和发展的。白寿彝的《谈史学遗产》一文[8]（p462-486），全面深入地阐明了有关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概括，又有具体分析，显示出作者对史学遗产的深刻认识和在运用上的自如。此文开篇提出关注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指出：“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继而文章谈到“精华和糟粕”、“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其核心，是阐明了三条意义，分析了六个“花圃”。作者说的三条意义是：“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在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作者所谓六个“花圃”，是史学遗产中六个重要的方面。作者认为：
    --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