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
    --“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8]（p462-479）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几史学的文章，都堪称杰作。[9]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此种局面，都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入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
    可见，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扼杀了这一发展势头。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样也经历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验。“文革”10年，中国史学史研究也被搁置了10年之久。当然，忠实而执着的史学家，仍旧不会停止思考，但他们毕竟没有任何讨论问题和发表见解的空间了。
    二从沉寂迈向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文革”的终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从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复刊，并更名为《史学史资料》。1980年，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印行。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出现这样的局面，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进展和成就，表明这门学科已经进入到它的发展时期。尽管现今我们还不可能对其作深入细致的总结，但以下几点足以证明这一判断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第二，是研究领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这一方面可以从学术论著的整体面貌来说明，另一方面则可以从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的进展来说明。
    （一）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80年代前期，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和教学工作的生力军。80年代中期，约有30所院校的历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到90年代中期，全国约有半数以上的本科历史学系都开设了这一课程；有一些中国史学史著作就是为适应教学的需要而撰写的。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在教学领域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而教学又必然推动着研究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便是中国史学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从研究范围看，中国史学史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研究对象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从研究成果看，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成果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系统的史家评传和名著评介，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和史著题解，有中国史学史辞典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举例来说，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2000年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面世，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20余种之多。从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有一部系统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这种发展趋势，确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者曾经对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出版情况作过调查，写出“书录”[10]和“续篇”[11]，经过对比，多有感慨，这是十分自然的。关于近20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著，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包括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这正是研究队伍扩大、研究领域拓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