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口述史是一种既古老又新颖的治史方法。在西方，希罗多德等史学家曾大量使用口述材料；在中国，司马迁等史学家也曾广泛采集民间传说。事实上，自从人们开始系统地记录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口述的方式始终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历史编撰。
    文艺复兴之后，多数西方史学家日益重视文字材料而忽视口述材料，在兰克学派鼎盛之际，口述材料在德、英、法、美等国几乎完全被摒弃不用。然而，毕竟有些人逐渐意识到，不仅那些口述回忆具有史料价值，而且许多口头传说也反映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曾长期被看作传说，但特洛伊古城遗址在小亚细亚出土之后，人们才普遍认识到史诗反映了遥远的迈锡尼文明。又如：许多学者以往认为圣经《旧约全书》是传说故事，可是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发现其中许多记载确有其事，并非虚构。
    在中国，也有类似情况。过去人们以为有关伏羲、神农等人物的传说纯属神话，没什么学术意义；但今天人们看到，通过这些传说我们至少可以窥见史前社会的先民从事畜牧及农业的不同时期。又如，某些人士曾认为周朝以前的社会是后来的统治者为了标榜自己渊源久远而凭空杜撰的，他们最重要的论据就是：没有文字证据。但金文、甲骨文的释解，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调。
    今天，随着研究对象的增添、研究领域的拓展，口述史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口述史的发展，音像技术的改善不仅使收集口述材料经济、便利、易行，而且使研究者真正能够“闻其声、见其人”--反复倾听并观察提供材料的人。由于这些原因，口述史成了学术界中一种“发展特快的新行业”。①
    鲁迅先生曾呼吁广泛研究各行各业的历史，包括乞丐及妓女的历史。但以往我国广大下层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不少行业都是师徒手教口授、言语相传，解放前一些戏剧表演艺术家，出师多年以后仍是“黑肚子唱戏”。②他们没有任何自己撰写的文字材料。更重要的是，有许多年长者由于精力和身体状况无法亲自执笔了，然而他们有丰富的经历和宝贵的经验可以传给后人。因此，了解国外的口述编撰方法不无现实意义。
    本文作者约翰·托什博士是英国史学家，著有《兰戈的部族领袖与殖民首领》（Clan Leaders and Colonial Chiefs in Lango），还参预编著了《图解非洲史》（African History in Maps），在英国口述史学者的圈子里颇有影响。③作者在本文中概述了近年来英国、西方以及非洲等地口述史应用及发展的趋势，并比较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口述史的优点与缺点，以及史学界内外对它所持的不同态度。由于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口述史，而且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运用过口述史，因而这篇文章对我国同行具有一定参考、借鉴的价值。
    本书要讨论的历史研究中的最后一个新趋势，是对口述证据的依赖日渐增加。前两章反映了史学家用心地加强自己著作中的解释，他们或是运用理论或是对证据进行定量分析。在本章中我们回到寻找与估价原始材料上来，但这里所说的原始材料是一种社会科学家更熟悉的材料，它要求进一步拓展史学家的技能。不过，并非所有口述材料都对受传统训练的史学家提出同样性质的挑战。它们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作为史料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也是人们较熟悉的一种是口述回忆--由史学家访问当事人而取得的第一手材料，通常被称作口述史（oral history）。20世纪60年代末叶以来，由于口述史特别适于阐述新近的社会史，它在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第二种就是口头传说（oral tradition）--通过口头语言已流传了若干代的那些对以往人物、事件的叙述与描绘。虽然口头传说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实际上已经绝迹，但它在那些阅读与书写尚未取代流行口头文化的国度仍然是一股充满生气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以来，研究非洲历史的史学家怀着不断增长的信心研究着口头传说。
    一
    专业史学家着手从事收集口述材料仅是近来的事情。大多数专业史学家甚至现在仍对利用这类材料进行研究持怀疑态度，并时常不愿意讨论它实际存在的优点与缺点。迟至1970年，阿瑟·马威克（Arthur Marwick）在其《历史的性质》一书里详尽开列的主要历史资料目录中还未提及口述材料。④然而，现在被看作史学开山祖师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却曾大量地使用这两种口述资料作为历史的证据。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与史学家也差不多同样依靠口述材料；虽然文艺复兴之后书面材料的重要性迅速增加了，但在从事文献研究的同时，以口述资料从事研究的老方法仍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辅助手段而存在。只是随19世纪近代学院史学（academic history）的出现，对口述材料的使用才被完全抛弃了。用兰克模式铸出的新专业人员把精力投入研究书面文献之中，他们要求的专业技能以此为基础，他们的工作生涯基本上局限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被现代史学家引用的书面资料本身却来源于口述材料。象12世纪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那样的中世纪编年史家，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兼收并蓄了第一手证据和口头传说。在社会调查和官方委托的调查中（它们在19世纪社会史的主要资料中显得特别重要），有很多概括性的证据，史学家在引用这些证据时常常忽视了证人的选择和证人被采访时的环境。然而，认为史学家通过亲自采访可能增添大量可用口述材料的想法依然引起疑虑。其原因部分在于史学家不愿突破史料必须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这一原则，而口述材料却难免带有一种事后认识的因素。此外史学家对于剧烈改变研究工作的习惯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感，也不愿在解释新证据之外再去参与求得新证据。
    与此同时，采访的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在本世纪20-30年代成熟起来的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 研究人员充当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的角色是一种典型作法。 观察者尽量深入地作为一名成员生活在自己研究的群体中，不断与主人们交谈，以弄清所经历事物的含义，就中也收集他们的生活史。社会学家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时，已较少亲自卷入研究对象，但对愿回答问题的人进行深入的采访仍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与用得更普遍的社会调查方式--问卷法并行不悖。社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采访方法已证明对史学家有益，然而，就象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史学家在处理已经记录下来的资料时，需要发挥自己的特色。
    专业史学家在运用口述方法上终于有所进展，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在某些现在引起学术兴趣的领域缺乏传统的书面材料的缘故。近来的政治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社会活动家的公私信函通常大量存在，而现代这类人物却主要用电话进行联系，即使他们写信也很少有空写详细。现代有些重要人物根本没留下值得一提的私人文件，本世纪30-40年代工党领袖之一赫伯特·莫里森就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⑤在写这类人物的传记时，史学不得不从他们仍在世的朋友和同事中收集印象与回忆，以便找到足够的材料。在政治和其它各界影响较低的人士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为了系统地收集这类材料，198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了英国政治与行政史口述资料档案馆（the British Oral Archive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⑥
    应用口述材料的第二个领域可以称作近来的日常生活史，特别是工人阶级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中的生活状况，这些问题以往很少成为当时观察或研究的对象。在英国，社会史学家掌握着口述史的动向，活跃的社会主义信仰常常使他们对这些课题保持着兴趣，这一点在他们的机关进物《口述史》（Oral History）中明显地反映出来了。
    第三个迫切需要史学家扩展专业技能的领域是前文字社会史（the history of pre-literate Societies）。前文字社会自身没有产生什么书面材料，只是通过（时常带有偏见的）局外人士的描写才出现在文献中。在非洲的条件下，不仅当地人自己的日常生活经历无法用其它方法重现；甚至连许多诸如承包商业的兴起或政治制度的演变之类更正规的历史内容，也需要凭借踏实的口述工作才能获得。正是在上述三个广阔领域中的后两个，口述的历史取得了最重大的成就，它作为历史研究方法的意义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