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那些屡次经过加工、润色的传说也未必变得面目全非。关于遥远过去的故事可能为适应正在变化的社会观念而被改编，但它们还是含有资料，这些资料对传统的课题来说是次要的，但可为窥见一些昔日的境况提供一瞥，如古代的服饰与武器、初次从沿海长途运到的外国货。甚至似乎只具有神话象征意义的故事也可能提供可靠的历史结论。坦桑尼亚东北部桑姆巴人（Shambaa ）关于他们山国创立的传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传说把开国归功于一位名叫姆伯哈（Mbegha）的领袖，他杀死野猪，无偿分发猪肉，还调解重大争端。史蒂文·菲尔曼承认，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桑姆巴文化的富有象征意义的神话（例如，表现荒野与家宅的对立以及肉类与素食的对立）但参考邻近民族的传说，还可以证实姆伯哈的这个神话还涉及解决18世纪桑姆巴社会的危机问题，这次危机是因为大批移民从平原迁来而引起的。（35）口头传说象书面文献一样，可能是“不知不觉的证据”。
    第三，也许最重要的是，口头传说越接近现代，解释它时引起疑问的障碍就越小。关于起源的神话本身对于在和实地作调查的书斋中作学问的学者都具有魅力，但口头传说对历史知识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是19世纪的非洲史。所有的口头传说，无论最后变得如何程式化和抽象化，开始都是对生活经历中的活动与事件的描述。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传说--比如关于现在老年人的祖父辈的传说的最大优点，是其抽象化的过程尚未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对当事人曾是很重要的细节可能已经失落，故事也可能受了事后之见的影响，但故事所提及著名人物的业绩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依然清晰可见。关于这类材料，约瑟夫。米勒在论述口头传说如何演化时曾很有见解地指出，它们是“扩大了的个人回忆录”，把它们归入介于第一手证据与严格意义上的口头传说之间的等级，（36）许多史学家的经验表明，19世纪的那些肤浅传说，能够通过历史学家的鉴别而发挥效用。
    研究19世纪问题的史学家拥有另外一个便利条件，就是那时的传说多数都流传下来了。有关更遥远时代的传说，得以流传下来的多数是有关统治集团世系的；如果是没有群龙无首的团体，流传下来的则是关于部落迁徙与战争的史诗。但列强瓜分非洲的前夕，尚留在氏族、宗族或小酋长国这些较小社会群体的记忆中。这种材料不仅可供史学家应用比较判断的原则，将传说互相对照；它还能对口头传说那种出自统治阶级上层、居高临下地描绘非洲社会的倾向起修正、补充作用。史学家根据19世纪流传下来的各种口述材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现当时因利益冲突、争夺权力而导致的紧张局势，戴维·科恩对布纳福（Bunafu）细致入微的研究著作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37）简单地说，史学家现在可以不再受宫廷传说材料的局限，着手尝试范围更广的社会分析了。
    在非洲，由于长途贸易的扩展、伊斯兰教的再度发展和由于祖鲁王国迅速崛起在南部和东部所引起的一系列震动，19世纪是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随着发掘这一时期口头传说的工作的进展，史学家正在加深对上述问题和对19世纪末年非洲人遭到殖民侵略时的环境的理解。（38）
    六
    使用口述证据作为历史探究中的一种新趋势，与本书八九两章所讨论的发展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专攻口头传说还是专攻口述回忆的口述史学家都喜爱自己特有的材料，并倾向用叙述的方式写作。在西方，口述史学特别反对计量史学以“失去人性”的方式处理巨大的范畴和作概括的解释的倾向。两类口述史学家都愿意追踪自己的材料，并对理论及模式保持距离。好象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把人类的详细经历重新摆在中心位置，并加深我们对他们所论及的个人及其处境的理解。因社会学与人类学而在现代得到发展的一种方法，正被用来支持一项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化、理论化性质无关的事业。
    另外，口述史与口头传说的实践所涉及的，更多的是重现历史而不是对历史的解释。口述史学家象其他学术领域中的革新者一样，以往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业务专长，坚持认为只有（也许是唯独）自己才有条件重新找到人类经历中那些“失去了的”东西。工业社会底层人民和遭受殖民统治的非欧罗巴民族的呼声，在传统史料中没有适当的地位，但在口述史与口头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在被传统史料所忽视的这两个领域，口述材料的重大贡献几乎是无法否定的。但是，认为史学家只靠倾听“昔日的呼声”就能直接、可信地重现上述两个领域的观点却使人无法相信。非常不幸，“口述史”这个名词（它有时被用来概括个人回忆和口头传说两种研究工作），使人认为它象外交史或经济史那样是一门新的专史。但口述史并非历史学中的一门新分枝，而是一种新方法--一种使新材料与书面材料及历史文物一起得到利用的方法。
    与此同时，整个史学界或广大公众今后应更加重视口述材料。口述材料毕竟也是语言材料，具有许多与书面材料共同的优点及弱点--细节丰富、含意精微，而且同样存在文化偏见和政治利益造成的歪曲。因此，口述材料也是特别适于运用史学家传统的鉴别技能来加以处理的材料。而且口述材料更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们为洞察人民大众历史意识的构成，提供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手段，所有史学家对此都会感到永恒的兴趣。
    ［原载约翰·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历史研究中的目的、方法与新方向》（John Tosh, The Pur 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ary），朗曼出版社，1984年版，第172-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