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掌握各种有关的材料对“民主的”口述史同样重要。地方史学家资料中较传统的部分--商业档案、报纸、统计报告以及慈善机关的报告等等--提供了了解采访对象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内容的途径，并可能有助于说明导致当地发生明显变化的历史过程。业余团体计划固有的局限性表明，要使它获得政治效果，如果没有专业史学家参加，至少需要熟悉社会史主要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人参与其事。（18）
    然而，近来口述史的研究工作告诉我们，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的确，大多数值得记录的口述证据都有真实内容，但有些情况无法证实，而且叙述者按人们熟悉的世界观对以往的经历重新加以解释的作法也不容忽视。关于所提供的证据，其叙述者的主观性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谈到的，人们的历史意识就象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可能受到考验。个人的历史观念体现于对直接经历的选择与对自己所处社会制度性质的看法。历史传记有时显示出这两个因素在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思维中是怎样互相影响的；但是，对它们在普通人的历史意识中的作用我们却知之甚微。然而，社会团体吸收并解释其自身经验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因素，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从这种角度来说，从“爱德华时代的人”到“乔治时代的人”又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心理过渡本身就是一个研究对象，而不仅仅作为直接接触往事的障碍而存在。凭借心理学的深刻见解，依靠历史学术所提供的全面资料，口述史在这方面能作出重大贡献--远远超过它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生活史方面的贡献。但这种贡献目前还有待开创。（19）
    四
    在工业社会（不仅仅在英国），口述史正扩大着近代社会史的范围，与此同时，在非洲撒哈拉的一些地区（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正进行着一场可以相提并论的复现历史的活动。可是，虽然双方都因材料的口述性质而存在着技术上、解释上的一些共同问题，但南-北之间的学术交流却很少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双方开展活动的条件不同，各自特有的研究对象也不同。（20）实际上，在非洲进行西方概念的“口述史”研究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合适。关于该地的书面材料往往反映了外来的官员或传教士的观点，而殖民地居民的回忆对这类材料起着重要的纠正作用。在非洲许多地区，殖民时期很短，仅仅几年之前，关于白人政权强行统治的第一手证据仍唾手可得。使用口述材料对非洲殖民地进行的几项研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1）但史学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使非洲了解其更久远的历史，以证明现代的非洲与所有其他的社会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历史之中。仅仅30年以前，人们对这些还几乎毫无所知，因此它是一项艰难的任务，任务的主要特征是对口述传说展开学术性研究。
    20世纪60年代呼吁研究非洲历史的第一批声明，呼吁人们对它沦为殖民地以前的历史进行大规模的综合研究，其中包括：语言、人种植物学（ethno-botany）、原始气候学、流行病学，以及人们比较熟悉的考古学等等，这使非洲史看上去要变成“社会科学大全”了。（22）但是，总的来说，那些更奥秘的学科属于各该学科专家的研究范畴，其中大多数是研究环境变化的，衡量这种变化的时间尺度是千年，而不是百年或几代人的时间，后者是适用于大部分历史学家的时间尺度。在非洲与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字材料在研究中占有中心位置。其部分原因是文件资料实际上比人们料想的多得多。欧洲的贸易公司与传教团体从15世纪以来一直与非洲保持着接触，到19世纪已深入到非洲内地，它们保存着大量的记录。在信奉伊斯兰教的萨赫勒地区、苏丹西部以及从东非沿岸一直延伸到黑非洲腹地的广大区域，都有能读书写字的人。其中某些地区的地方记事始于16世纪，个别地方，例如尼日利亚北部的索科托哈里发统治区（Sokoto caliphate），甚至还有简要的行政记录。不过，在非洲的伊斯兰地区，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很浅，在不利于文件保存的环境中，对保管文献的兴趣也不大。同时，出自欧洲人之手的材料虽然相当多，但它们对于非洲的文化大体上反映的是局外者的观点：它们虽然能记录一个王国与外界的联系，以及诸如某次叛乱或某个统治者之死这样一些重大事件，但单凭这些材料来了解非洲社会的结构与演变，仍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非洲有很多地方在19世纪末第一批殖民官员到达之前，与有文化的外来者毫无接触。因此，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对另一种重要的口述材料--口头传说产生了兴趣。
    口头传说是经过数代人口头传递下来的知识，它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们所共有。在世界上那些二三代人以来几乎人人都识字的地区，口头传说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在英国，它几乎仅以学童的歌谣和谜语等形式保存着，这只是因为儿童的年龄太小，还无法充分吸收社会上通行的文化知识。（23）但是在非洲的许多社会中，种族身份、社会地位、担任公职的权利以及对土地的所有权等等仍然通过口头传说来加以证实。在西方社会那些需要书面文件确认的事物，在流行口述方式的社会中则由活人的记忆来代替成文作为根据。在非洲首先留心记载口头传说的人并不是历史学家。自从殖民时期开始以来，口头传说就吸引了人种史学家和有学问的非洲人士。更晚一点，社会人类学家为了弄清今天非洲社会的价值观念，对口头传说进行了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史学家才开始就口头传说的历史内容进行认真的评价，并制订了收集和解释这种材料的步骤。由于文化日益普及，由于离开乡村去做工或到城镇谋生的青年越来越多，口头传递之链显然正接近尾端，如果不进行实地记录，随着老人相继去世，口头传说也将随之消失。（文化普及与劳动力转移对妇女影响较小，但是在非洲社会，传说的传递几乎一向是男性的特权。）因此，史学家的工作一开始就具有紧迫性。
    这是一项令人异常激动的事业。史学家收集了详细的传说材料，以世代系列计算，这些材料一直追溯到四五个世纪之前，完整地包括了著名人物以及他们的业绩--这当然是传统编史工作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发现，在集权程度较高、机构设置齐全的酋长国中，受过训练的专家担负着背诵传说的工作，同时由于有确定的蓝本，加上生动而富有诗意的形象，使人们容易记住这些传说，在有些情况下，王室墓碑或王权标志之类的遗物也被用来帮助记忆，以确保能按正确的顺序回忆昔日的统治者。这一发现大大加强了史学家对口头传说的可靠性的信心。简·范西纳（Jan Vansina）于1961年发表的方法学专著《口头传说》集中表现了这种新树立起来的信心。（24）根据自己在卢旺达的实地调查以及在扎伊尔与库巴人（kuba）相处的经验，范西纳认为，评价正式的口头传说与评价书面文献所需要的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他把非洲史学家的处境比作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史学家面对一份原始文件的几种不同版本时的情景：通过对文献的形式、内容的差异以及流传途径进行审慎的分析，史学家每次都能找出最早的“原始”版本。同理，通过对相邻诸酋长国的传说进行比较，有时能发现惊人的一致之处，而考古学所提供的独立证据可进一步证实传说的真实性。以沦为殖民地之前乌干达的班图语诸王国（布干达及其邻邦）为例，结果证明它们具有长约四个世纪的连续的政治史。（25）虽然口头传说不能象“口述史”那样被看作是一种与过去“直接”接触的方式，但它却是一种真正出自当地的受欢迎的材料--它是未受殖民主义污染的非洲往昔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