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随着父亲到了这个村子，也住在工房里，所以我下工以后没有舒适的家可归。记得在我住的那套工房里还有其他六七名矿工。那不过是一种有三间卧室的屋子，因此你可以想到我们是轮流睡觉的。
    “要是我们有五六个人同时上班，那么一出矿井我就赶快跑回工房，好抢先洗个澡。那儿没有洗澡间，只有一只旧锌盆，女房东常在火上坐着一对水桶。如果有五六个人一块去洗，那么得先洗上半个身子，等轮流洗过上半身以后再接着洗下半截身子。那时候常叫咱开心--不，不如说害臊的事是：你从隔壁或平房两边就能找到女人。她们到了工房，常坐在厨房里，就连你当她们的面洗下半身也不在乎。我那时候还很年轻，不习惯这个，因为我知道男女有别，所以不光害羞还觉得坐立不安”。⑦
    这段叙述作为矿工社团史研究规划的一部分，采自南威尔士的一名退休煤矿工人。它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使史学家喜欢“口述史”的特点。这是自传的一个片段，它的叙述者决不会梦想还有其他方式能荣幸地将自己的回忆载入史册。这段叙述作为个人的经历是平凡的，同时也是特殊的，它为认识现在英国只有很老的人才经历过的那种生活提供了生动的材料。现存爱德华时代的书面材料，例如社会调查人员和慈善团体的报告，提供了大量有关穷人家庭的资料，但都是些间接得来并根据“专家”的意见润色过的材料，是来自外界的描述而不是生活经历的产物。而口述史却能使普通民众的声音与书面记载中那些精心整理过的社会情况一并为人们所知。
    口述史能够纠正书面材料有关过去记载中许多方面的偏见，家庭日常生活只是其中之一。社会史旨在将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不仅仅论述那些富人和有地位的人。但是，就象我们在本书第五章中所见的那样，社会史学家自然而然利用的那些记载都留下了这些记载者团体偏见的痕迹。其结果是：对工会专职人员而不是对普通工人的记载成了劳工史的特征；对建筑与环境卫生改良而不是对房客生活状况的反映成了住宅史强调的重点；对地产的管理与农村经济而不是对农场工人工作条件的记述占据了农业史的主要内容。而且书面文献基本上出自成年男性之手，那些不属于有闲写作等级的妇女没留下什么文字，同时这些文献中几乎根本找不到有关人们童年经历的记载。一些仅仅六七十年前还很出名的社会群体，例如行商、各种无组织的工资劳动者以及外来贫穷移民的社团，在传统的资料中也几乎完全不见踪影。
    从上述群体仍在世的成员中采到的证据，例如大多数老年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回忆，在具体的事件及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问题上往往记混。这种材料中最可靠的是描绘重复经历的内容，如某种职业技能的实践或一名儿童与亲邻相处的经历。琐碎的日常生活与普通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当时看来是平平淡淡的，但是它们现在却激起了人们的兴趣，而口头调查则为了解它们提供了最方便的手段。同时，口述史特别适于表达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联系，如果没有口述史的帮助，历史学家则往往把这些方面看作互不相干的社会事实。例如，通过赤贫民众的生活史，就可以生动地描绘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工人就业的不稳定性、周期性的贫困、营养不良、酗酒、怠惰以及家庭中的暴力怎样给成千上万的人们构成了一个总的社会环境。总之，口述史旨在使社会史富有人的特点。
    口述史学家怎样获得他们的资料呢？在这方面，社会学运用的抽样调查法有一定启发作用。在把口述史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史相结合上，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作了迄今最大胆的尝试。他从英国各地区、各阶层尚存的爱德华时代的人中，精心选择了500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结果里的一些材料载于他的著作《爱德华时代的人》（The Edwardians, 1975年版）中。⑧但是仿效他的史学家却寥寥无几。大多数近来的口述史都偏重地区性，这一情况有其现实的原因。在对某地进行严密的研究时，可以向所有愿意并且能够协助的年长者了解情况；由于这样收集到的证据可以互相比较、核对，因此不必依赖个别材料的可靠性；而且生活史中占突出地位的纯属地区性的参考资料也可以通过其它种类的材料来加以印证。此外，十分重要的是，口述史从一开始就是由地方的业余史学家编纂的。英国非专业性的编修地方史的传统始于16世纪，它注重地志物产和乡绅、教区牧师的生活圈子，对商人也有所涉及。口述史中的地区及社团则包含了普通人民，同时也解释了范围更广的社会史的面貌。在”历史研讨会运动”（the 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的影响下，这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 拉斐尔·塞缪尔重现了牛津附近的黑丁顿（Headington）采石场在20世纪20年代被汽车工业吞没之前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他如果不利用自己收集的丰富的口述证据，就难以超特当时报纸关于“采石场暴民”的千篇一律的报导，从而了解维持当地村民独立精神的工会组织规模和社会关系网络。⑨在城市地方史研究中，最出色的口述史作品大概是有才干的业余史学家杰里·怀特的两份伦敦研究报告：一份是关于两次大战之间臭名昭彰的好罗威大街（Holloway Street）的，另一份是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伦敦东区的一个贫困街区的。⑩
    当前的口述史实践基于两个异常吸引人的设想。首先，特别显著的是个人回忆被看作再现往事的有效手段，它是个人实际生活经历的真实证据。保罗·汤普森把自己有关口述史研究方法与所获成果的著作命名为《过去的声音》不是无意的，作者在书中虽然有所保留，但表明了自己的核心观点--史学家应与其研究对象直接接触，这种观念在他对口述史进行的主要尝试《爱德华时代的人》中，表现得更明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口述史竟成了实现19世纪初叶以来专业史学家计划的一种新方法，他们的计划就是“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并尽可能充分地理解昔日人们的经历。
    但很多口述史学家不甘心被专业史学所利用。他们认为口述史是一种更可取的民主方法，是对学术界少数上层人士垄断的挑战。普通人民不仅应在历史中得到地位，而且应在提供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历史知识方面扮演主动的角色。伦敦东区的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the People's Autobiography of Hackney）就是一个当地居民的开放性团体。参加者互相记录生活史，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通过一家当地书店销售。虽然参加者中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其中没有学究式的史学家；如果这样的学究介入，人们对自己的历史观念的信心就可能遭到损坏。该组织的宗旨是，通过编纂口述史，这一社区将发现自己的历史，发展自己的特性，并摆脱专业史学家因循传统的论断。该组织的协调员肯·沃波尔回顾本世纪70年代初期该组织初创的环境时说，“从工人阶级的口头回忆中产生可分享的、共有的历史，似乎是与其他各种新式‘社区’政治相联系的一种积极而且重要的活动”；他认为这种活动及其他类似的计划对于“复兴积极的阶级意识这个历史因素”（11）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种族意识也是如此，在英国，黑人由于近代在移民、定居与种族歧视等方面的经历，他们的历史学很可能将沿着同样的方向发展。（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