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上面两种说法--口述史是“再现”往事以及它是“民主的”知识--也提出了难题。问题来自口述方法上，这在由专业史学家指导的研究项目中也许最突出。因为在每次采访中，交谈双方都互相影响，所以认为得到的证据是纯粹的真实经历未免太天真了。在访问中，是史学家选择采访的对象并指出调查的范围，即使他或她只听不问，也会因为有外来者在场而影响叙述者回顾往事时的气氛。采访的成果既取决于史学家与对象相对的社会地位；又取决于他或她所用的分析历史的方式，而这方式也可能传递给访问对象。换言之，在新证据的获取中史学家也有份，他们必须对此负责任。
    但是，即使史学家并不参与提出新证据，仍然存在问题。因为，材料提供者回顾的是往事。这种回忆无论多么明确、生动，都受了事后经历的影响，可能由于受到其他方面（特别是宣传媒介）的影响而使回忆变得不纯；可能因人们的怀旧情绪使回忆带有感情色彩（“那是好日子”），或因童年不幸的遭遇一直深藏心底而使回忆变形。诸如对长辈亲人的情意或对工会官员的怀疑这类感情和态度，往往使采访者易于相信所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但是这些感情和态度可能是产生于事后的经历，而不是问题所涉及的时期。一位批评保罗·汤普森著作的人指出：
    “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其实，他们童年时期的往事有多少是他们的长者对他们提起的呢？在那以后他们可能读了哪些自传或小说，使他们加深一些印象而冲淡另一些印象呢？哪些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他们的意识发生了影响呢？……战后十年间工党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对阶级地位与冲突的反省呢？”（13）
    无论依据是什么，与往事直接接触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带有事后见解的证据大概更是如此。“过去的声音”难免同时也是现在的声音。
    然而，即使认为口述证据是真实而未受影响的，仅用它来表现过去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历史的事实并不只是个人经历的总和。一般来说，我们的生活往往处于一种我们自己未必充分理解的状况中，这样说并不是贬低个人。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无论是否成为我们生活的合适基础，绝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史学家的一项职责就是要进一步更充分地了解历史事实；史学家由于有机会得到比当时任何人所能得到的都广泛得多的证据，又受过进行历史研究的思维训练，因此能掌握当时作用于个人生活的更深刻的结构与过程。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优点但同时也反映了它主要的局限性，因此，史学家必须谨慎，以免陷入材料叙述者的思维范畴。这并不是说，叙述者的思维必然是错的，而仅仅是说，这种思维方式局限性较大。用菲利浦·艾布拉姆斯的话说就是：
    “密切的接触能使声音增大，但不能……使意思更清楚。为了弄清情况，我们必须从‘他们的’意思转变到我们的意思，转到我们了解而他们本身却并不了解的事情上。”（14）
    这种局限性在口述史的民主或平民主义倾向中表现特别突出。“人民自传”一类的计划所依据的思想是，一种表述清楚、建立在可靠基础上的历史意识将使普通劳动人民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必须切实理解事实上构成他们所处世界的各种力量，这些力量多数不是由他们本身造成的，在他们的经历中也没有直接的显现。集体口述史存在的问题是，它有可能使大多数人对他们所经历的变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更加严重，而不是使他们更深刻地看问题，为更有效地开展政治活动提供基础。杰里·怀特对此中肯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因为它（集体口述）局限于一种自传的模式，将人们关于自身经历的叙述置于绝对而不容争议的重要位置，所以它对捕捉发生在个人经历之外的各种事实没多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益处”。（15）
    或者，象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充斥着现代西方社会，这种观念歪曲了人们对自己与他人的理解；而口述史不但不改变这种价值观念，还可能不知不觉地加深“错误的意识”，并因此进一步削弱工人阶级潜在的革命性。
    那么，口述史在史学家的工作中究竟具有什么地位呢？前面那些问题并不能作为取消口述史的理由。它们仅仅意味着，对口述证据与其他口头材料，需要进行判断、评价，而且必须将口述材料与可得到的其他材料结合起来使用。象蒂·汤普森（Thea Thompson）的《爱德华时代人的童年》（Edwardian Childhoods, 1981年版），或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1972年、1976年）出版的《劳动生涯》（Working Lives）那样的证据，还不是“历史”，而只是供历史写作用的原材料。这种材料也象一些其他重要的原始材料一样，往往具有生动鲜明、引人入胜的特点，使材料本身就很值得一读，但它们仍然不能代替对于历史的解释。
    口述资料实际上对史学家的技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罗·汤普森在《爱德华时代的人》一书中，同时采用了口述证据与传统材料。他似乎作得完全符合学术要求；但他用来论证自己书中各种观点的那些采访来的口述证据，大多数带有加深印象的色彩。（16）如果要充分理解一个口述证据的意义，就必须结合其他所有涉及有关地区与人物的材料进行估价，否则它的许多细节都是不足为凭的。有时，口述研究本身能从私人手里挖出新的文献材料（如家谱或旧照片），增加证据的数量。拉斐尔·塞缪尔和杰里·怀特的工作成就如此出色就在于他们对地方特征了如指掌。怀特对自己关于伦敦东区街区生活的著作《罗思柴尔德大楼》（1980年版）作了以下评论：
    “本书基本上可视为一部口述史，但书面文件在它的构思中起了很大作用。书面材料和口述材料在全书中始终互相补充：新找到一份文献使我能向采访对象提出不同的问题，而采得的口述证据又为认识文献提供了新线索。印在首批住户租金帐薄上的规定使我想到，这些规定是否得到了遵守，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到遵守的；发现公寓大楼的原始设计方案使我产生了疑问，起居室门后的壁橱用来放什么东西；看人们对购物的回忆使我对街道名称产生了怀疑；读自传的细节使我对人口普查的分类、社会学家的假定以及权威性的历史参考著作提出了质疑，如此等等。”（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