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不幸的是，经过较长时间对于口头传说的体验和对于依靠口头传说的社会的性质的思考，情况表明，事情绝不是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简单。前面提到过的对口述史可以重现往昔这个提法的一些保留意见在这里也适用--特别明显的是，专业史学家出来记录证据，带来了造成歪曲的潜在危险。此外，口头传说还有一些更加严重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在于：任何传说都经过了反复叙述才留传下来，同时它的社会作用比个人回忆录重要得多。
    人们在叙述一个传说时，无论怎样希望尽量准确地照原样复述，总是带有表演的因素。这就象各地的说书人那样，叙述者对听众的气氛保持着敏感，并小心地体察什么是听众可以接受的。故事每讲一次都可能出现与上一次不同的词句，而内容也因迎合社会的需要而逐渐变化。说书人凭着有文化的人难以理解的神秘能力，可以不太费劲地记住宏篇的史诗及其他许多东西，但传说的保存和流传却不是靠他们，而是靠传说对于与它相关的文化具有的意义。传说之所以受到重视，终归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负载着其他更为重要的东西。
    概括地说，口头传说履行着两种社会功能。第一，它们可以作为一种教育手段，传播信仰与价值观念等构成文化的因素，例如：人与动物之间适当的关系，或家属与亲戚的义务。第二，它们可以证实当时通行的特定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例如：土地的分配，某权势家族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或与毗邻民族交往的方式。有关文明起源和大迁移的传说通常属于第一种，而那些描述某些群体及个人行为的传说则属于第二种，但其中没有严格的界线：许多传说既描绘宇宙万物又是政治的宪章。一个传说流传了四五代人之后，由于其社会功能的需要，通过故意略去那些看来不合时宜的细节，同时又精心发挥那些夸张的或象征性的成分，它很可能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原貌。由于社会或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口头传说产生的影响，口头传说的变化过程可以无限期地续延。从记录中删去某些统治者，或更改那些“说明”现在门第之间关系的家谱，可能是明智的。（26）有时这些调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库巴人当中，有关王朝传说的内容只有经过显要人物秘密开会审查之后才可以重新安排，就象一位曾参与审查的人物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会儿，旧故事改变了，那些以前是真实的，从此变成虚假的了。”（27）但更常见的情况是，使传说与现实相协调的过程是逐渐进行的，不是那么精心策划的。戴维·赫尼基如此概括这种情况：
    “在那些以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为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基础的社会中（当然，这实际上意味着所有的社会），口述能借助现在摆脱过去的束缚，因为它使对过去面貌的记忆--如以往统治者的活动及他们前后的更迭--符合不断变化的自我形象（self-images）”。（28）
    殖民主义进一步导致了歪曲。欧洲人强加的统治在很多方面改变了共存的各个社会之间的力量平衡，改变了它们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管理上的需要，这对口头传说具有不言而喻的后果。在英属殖民地，精明的非洲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的新主人是何等尊重“传统”，因而编制了王家世系，并支持那些表明他们的权力渊源久远的传说，以此为根据要求得到特殊的待遇。此外，基督教传教士新开办的学校给口头传播的条件带来了一个新因素。在读写能力刚刚被人们掌握并且这种能力为统治集团服务的社会中，书面语言享有巨大而且不容置疑的权威。在非洲，出版最早的口头传说文本，无论质量如何，都排斥了其他版本而取得了权威性，而且它们往往变成了复述有关传说时所依据的样板。其结果是永久性的歪曲。如果象在布干达那样，重要的非洲上层人物宣传一种“官方”的、旨在维护自己政治地位的版本，那么这种歪曲就尤其严重。（29）口头传说象非洲文化的大多数特征一样，深深地受到了殖民主义经历与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的影响，远非原始“可靠”的材料。
    1966年，当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前往冈比亚调查自己当奴隶的祖先昆塔·肯泰的时候，口头传说对听众要求的敏感性和书面语言的权威性得到了惊人地证明。虽然在那一地区流行的口头传说并不包含19世纪之前真实人物的情况，但哈利却适时地找到了一位老人，听他叙述了关于18世纪中叶英国士兵将一名小伙子掠为奴隶的传说。事先哈利对自己的情况和寻访的目的都毫无掩饰，因此那个“传说”显然是为他编造的。数年之后，由于宣扬哈利的畅销书《根》（1976年出版）所产生的结果，有更多的传说专家能够用更生动的细节叙述昆塔·肯泰的故事了。（30）
    因此，利用口头传说重现历史的想法引起了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大多数传说带有教育后代的倾向--因此在史料中的等级相当低；而且由于人们为更明确地表达其含义（有时是为改变原意），将传说不断重新编排。口头传说不能象第一手的文献资料那样传达原始的语言与形象--而依靠这些史学家才可能重现过去的精神世界。实际上，把口头传说看作第二手资料倒更有道理，而且它是删改了较早的传说而造成了曲解的材料。这种情况就象是出版了一部最新的历史专著，就意味着销毁了原有关于同一主题的全部书籍。
    所有的口头传说都随时间的推移而经过了改编，其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至连它们的基本事实也令人产生怀疑。在乌干达北部兰戈（Lango）的居民中，大多数传说都以“我们兰吉人（Langi）来自奥图克（Otuke）”的声明开始，奥图克是他们国家东北端的一座令人难忘的山。这一声明可能意味着那50万居民全是来自奥图克移民的后裔；它可能是一则扼要的说明，表示一次总方向来自东北、逐渐进行的民族迁移运动；或者（可能是这种情况），它表明兰戈社会中的统治集团来自东北，后来强使有关奥图克的传说变成了所有兰戈居民的身份标志；它也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内容而只是反映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或许以东北象征着畜牧业--兰戈最受尊重的生计，而与代表渔业的南方和代表农业的西方相对应。（31）解释这样一个传说的意义需要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由于随意延长和缩短家谱与世系是口头传说的一个显著特征，找出它所反映的历史年代就可能更为困难。（32）口头传说最使人失望的特点，也许是它们确认各个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但又很少承认那些制度之间存在区别的倾向，而正是在这一领域，考古学与外界的文献等类型的材料也提供不出什么证据。
    鉴于上述情况，现在史学家在解释那些涉及若干世纪前的事情的口头传说时，确实非常慎重了。他们知道按表面意义接受口头传说的危险性，因为那些传说可能不过是有关社会团体给当代的自我形象披上了历史的外衣。这里，和对于口述史的某些看法确实具有一致性的迹象。如果普通人在重新解释其个人生活经历中所使用的微妙的修饰能够帮助了解历史意识的形成，那么，群体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口头传说作为为了社会目的可以窜改往昔的例证，该是更具何等说服力呢！近来有些著作对于用口头传说作为历史证据不大感兴趣，而更多的是借助它去理解给往昔塑造形象的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33）这对研究非洲的共同心理是很有前途的。
    利用口头传说理解历史意识固然有价值，但这并非口头传说唯一的学术用途。口头传说作为一种常规的历史资料仍能继续利用，理由至少有三条。第一，以为过去与现在之间必然是完全“吻合”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实际上，传说中对社会的反映更可能落后于社会的实际情况，在象非洲以往一百年间那样的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尤其如此。我们都按照从过去经历中得出的模式来解释现在，那些口述社会也不例外。托马斯·斯皮尔指出，肯尼亚的米杰肯达人（Mijikenda）传说中表现出的那些价值标准和观念是与1850年前后的局面有关，那是在青年人的商队去沿海经商获得新财富从而弄乱了原有的社会体制之前，这个时间差距对洞察当地人早些时候的政治文化是很有价值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