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较少对为什么强调“近代”的划时代或转折点意义进行学术史的反思，而将其作为“应然”接受下来。为什么近代这个转折或断裂比任何其他转折或断裂意义都更重大？是不是真的因为它创造了超过以往的巨大的生产力？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例，我们无可否认近代开埠给这些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但正如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学者告诉我们的，当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广州去南边的黄埔、甚至中山之时，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路上需要不断地换车和轮渡，而仅仅过了二十年，人们只需要1小时左右的车程，眼前的聚落格局和社会生态已根本改观。在最近的二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可能比此前的一个世纪发生的变化更大，这是否可以说标志着另一个全新的时代的开始？无论如何，因为有了对“近代”的追求，才有了“启蒙时代”，有了“萌芽”等等，它们都是以“近代”为指归的。这些对历史时段的表达都是掌握了话语霸权的近代人群体所发明的，后者并不考虑在他们之前的那些人如何思考他们自己的时代，因为那些人“俱往矣”。
    “明清”和“近代”及其“史”都是标记时间的符号，至于研究“明清”或“近代”的什么“史”，显然在这里没有清晰表述出来。这一表述有赖于不同的时代，中国传统的典章、纪传、风土、五行等等到现在让位给了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等等。这里面除了“本土话语缺失”的问题以外，本来并无大碍，但现在由于前两个概念的存在且形成根深蒂固的不同“学科”，而在“社会史”前面冠以“明清”或者“近代”的时间标记，问题便凸显出来。
    二、问题(problems)的凸显
    “近代”是某种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产物，分期就要考虑上下限的问题。几十年来，近代史较多考虑下限的问题，较少考虑上限的问题，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对断裂和连续性的判断--1840年作为标志，与以前的时代有明显的断裂，而跨越1911年，前后的两个时期有明显的连续性，就好像宋与唐的连用比宋元的连用更让人觉得习惯一样④。这个断裂体现在哪里呢？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及其影响。这个模式的不足在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已经清楚地得到了讨论，毋庸赘述。问题不在于强调这个断裂是否恰当，而在于在这个前提下讨论“近代”的社会史，或者讨论众说纷纭的“现代化”问题，是否可以和不引入这些概念的传统讨论具有本质的差异呢？一旦前提确定，结论怎么有可能突破呢？无非是解释和评价发生了反转，从单一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变成同时强调西方现代化输入，一切的“社会”历史现象，无非是洋化及其本土反应而已，不同的只是过去讨论战争、机器、制度，现在则加上些衣、食、住、行、玩、乐罢了。
    近代史中聚讼纷纭的“革命”模式和“现代化”模式也是这样，难道近代历史上志士仁人的革命不是为了追求现代化吗？难道追求和建设现代化不是一场革命吗？它们怎么突然变得对立起来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现代化”和“革命”的理解是否过于狭隘，我们是否只是把它们视为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被动的反应，而较少思考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脉络，较少思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明清史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不说元明史、偏偏明清连用呢？两个北方族群建立的王朝夹着一个汉人王朝，这其中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明人、特别是朱元璋强调“一反胡元之政”，好像一个是更多连续，一个更多断裂。我们需要对这些说法的产生多做一些反思：清人强调“清承明制”，是有他们重建和稳定秩序的考虑的，在相当程度上也的确是事实，但毕竟不是这么简单的，清人也是有许多自己的创造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空前多元的、地域广大的统一帝国。假如我们看看王朝更迭时期的战争，元末汉人自己打得比和蒙古人打得激烈得多，明朝人把蒙古赶出关外，用了一年左右时间，而清兵入关到统治基本稳定，经历了四十年战乱。我们认真思考明朝、特别是明前期制度的历史，和元朝的渊源关系是非常直接的，比如军事制度，明朝对元朝的继承关系是很清楚的，而清朝对明朝就改变了。我们不得不去思考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当时的主流文献的误导，我们面对史料的方法，究竟应该是把它当作历史真实的全面反映，不假思索地拿来就用，还是需要对史料的作者、对该作者为何及如何制造该史料进行了解，才能真正地理解史料？
    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研究者，往往自动放弃了对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历史的探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近代史已在现行学科体制内被单独划分出去，从教学到研究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他人无从涉足；另一方面是近代史所讨论的主题与明清史完全无关，顶多是在中外关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等--为近代史的主题作一些铺垫，相反，倒是论证清统治者恪守传统的“重本抑末”国策、举出乾隆皇帝自称“天朝大国无所不有”那段名言--无论是否符合事实，为近代史定位清朝盲目自大、必然被动挨打提供依据。其结果是，明清史长期以来讨论的问题都是被局限在一个传统社会、“古代史”的框架内，讨论明清社会如何衰落，某些新的因素如何受到制度的阻滞而夭折。于是，这种状况就更强化了近代史的“前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靠自己已经无法变化，只有凭借外力的推动。
    难道明清、甚至宋元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许多历史线索，到道光二十年以后都不翼而飞了吗？
    打破分期的桎梏，实现“瞻前顾后”并非难事。在国内近代史的主流研究中，事件史和制度史一直占据比较主要的位置，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长期以来无法“瞻前顾后”，无法梳理事件或制度所在的历史脉络，重要的原因在于“近代”的事件和制度已有了明确的时代定位。当着力于在更广泛的领域内探讨制度、文化和社会层面问题的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近代史研究的时候，他们在“顾后”到民国初年方面比较得心应手，但“瞻前”到明清时代就比较困难。实际上，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具体结论，国外一些着眼点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社会变迁的学者，多从16世纪以后来审视这一过程，而我们却多少显得力有不逮。在这种情况下，亦无论现代化是否晚清历史的主线，有关它的论说还是不免落入“冲击-反应论”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