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00-1911年的社会-政治变动，给我以真正深刻印象的，并不是我所读到的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作，而是鲁迅的小说。从那里我才真正知道各色人等是如何经历一场变革，小知识分子、农民、市民、商人、军官……各种不同的心态、经历、际遇、沉浮，在一个个非常生活化的、普通的空间里，被作家塑造和加工了的人物形象是栩栩如生的、可信的，重要的是他们再现了一个时代的情境。在这里，辛亥革命不是一个被神圣化了的事件，辛亥革命是每一个经历者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的历史写作中，重大事件是被高高地架起来的，是改朝换代和宫廷斗争的工具，它好像不仅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而且与州县、市镇或者乡村也无关。于是，无论对于理解这些事件，还是对于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历史都变得残缺不全了。这便是我关注浙江湖州双林镇的近代“政治史”的缘由。通过梳理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的各支力量的数百年变迁轨迹，我们便可以知道，社会史是否不“关心政治”，特别是社会史如何“关心政治”，或者，对“政治”的关心是否可以脱离社会史的或长时段的取向，而研究近代的政治史是否一定需要“跨区域”，则似乎不必讨论。
    近代的历史也并不仅仅是东南沿海和开埠城市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化”也不能涵盖中国“近代”的全部主题，甚至也不是近代研究唯一的问题意识。晚清时期大规模铺开的西部移民开发以及所造成的“边村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这一时期这一广阔地区的剧烈变化。而且，这一变化如果不从明朝、至少是清雍正以后的移民浪潮去把握，我们就看不到从云、贵、川西南地区，渐次而至蒙古、青海、新疆，甚至西藏从“新疆”到“旧疆”的过程⑥，在19世纪中国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果我们以内蒙古的土默特地区为例，如果不是从一个较长时段去提出问题和进行观察，其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生计方式中的晋北汉人、蒙古人、旗制、喇嘛制度因素也难以理解。
    我们发现，当我们习惯于处理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或著名人物之后，当我们转入内地进行观察，我们忽然会觉得如脚踩棉花，软绵绵地无从着力--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个“无事件境”：难道近代中国的变化只有一种面貌吗？难道对近代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标准吗？难道那些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的事情真的没有联系、而只能被解释为因中国太大而存在的空间差异吗？我们对“变化”采取的是一种线性的、单一的认知，我们也缺乏一个处理“平安无事”的社会的方法论--我们在中国历史内部造就了一个新的两分，一面是因与西人密切接触而形成的“有历史”社会，另一面则是似乎“静止”的“无历史”社会，就好像当年西人看待东方和非洲一样。
    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和诸多学者、国民政府的关注而闻名天下的定县给我以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在当年平民教育试点的那个村的邻村，看到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庙宇韩祖祠，其中供奉的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民间宗教领袖飘高老祖，现存多块碑刻说明了当地的信仰系统历经数百年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代平民教育实验和这个信仰体系共处于同一个空间，它们之间究竟存在怎样一种张力？定县士绅长期以来不断塑造的韩(愈)苏(轼)形象，与现代平民教育运动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仅从清末改制、新学推广、思想启蒙等因素，是否能全面解释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前因后果？我们在这里看到，除了被新型民族-国家树立为楷模之外，新知识分子在这里对民智的改造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甚至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方法--比如把这里的庙大多拆了，这种做法在此后的50-70年代依然得到延续，但是怎么样呢？那个被明清统治者恨之入骨的民间宗教的庙如今又死灰复燃了。相信假以时日，还会有许多庙被重建起来，做这些的人可能是另外一些人，但绝不是那些新式教育的精英。
    在近代史研究界，试图突破前述束缚的努力在思想史领域已有体现(比如许苏民关于“三大突破”的观点和一些学者的具体研究，如葛兆光的“渐行渐远”等)，这固然是因为“思想”的脉络无法与某种分期完全吻合，也是因为思想史和社会史一样，也是从问题出发的方法论视角。但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对历史进行多元的、尽可能贴近历史情境的重释？我想首先应该做的，是对以往的学术史进行认真检讨，对目前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加以反思；其次，加强史料的多元性并从对它们的不同解读入手形成新的方法论；最后，在具体的、而非抽象的、非来自概念和想象的历史情境中，对问题和史料进行阐释。
    就后者而言，从明清史出发的社会史学者倡导“区域社会史”的切入点，尽管有学者将此“区域”误解为具有明确边界的概念，而提出“跨区域研究”的、其实并不冲突的说法(任何一个上一级的“区域”相对下级的“区域”来说都是“跨”的)，甚至将“宗族”、“庙宇”误解为区域社会史的“核心概念”(也许有些人类学实践是这样表现的)，但它毕竟是实践这三条理念的途径之一。比如对清东陵的研究，既无宗族，也无庙宇，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故宫档案，但它依然可以符合区域社会史的理念，将相关事件、人物、礼仪制度和整个清代历史的变迁及其复杂关系放到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去理解。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爱新觉罗皇族及其陵寝与汉人宗族制度、庙宇的神圣象征意义联系思考。
    对于从边缘社会入手的人来说，无论他们从何处着眼和着手，他们关注的是何时和如何被整合到主体社会的历史过程，注重这一过程的多样性；对于从腹心社会入手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这一社会何时和如何变化，在整合边缘社会的过程中，原有地位强化还是弱化了。简言之，区域社会史的途径是推重问题的，允许跨时段的，其最终目的一定是跨区域的，甚至是整合性的。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明清时期的中国，也存在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中国，甚至存在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边缘与中心地区、群体等等不断发生置换，就像当年中国处于核心的领导阶级现在已经角色地位边缘化，20世纪的广东也处在一个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如果历史的分期是重要的话，那么这应该是衡量历史分期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许，把近年来明清史、近代史和社会史名目下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去比较一番，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课题。它可能让我们搭建一个平台，使明清史学者与近代史学者在其上进行有共同逻辑的对话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