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到一些研究生介绍其学位论文的构想，反映了这样一种问题定势的困境。一个研究生谈到，在某一地区的乡村，清代同光时期的碑刻中出现了不少整顿风俗的规约，比如禁止赌博、嫖娼之类，她似乎希望表达，这是晚清以来近代化过程的结果，原有的“近代”城市病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进入乡村。这当然不是一个年轻学生自己独有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其他学者的近代社会史著作中也看到过类似的表述。问题在于，这些社会弊病早已出现了不止千年，至少我们在此时期前的乡村中也见到过大量类似的禁约，它怎么能和晚清的所谓近代化或者工业化挂起钩来呢？这当然不是这个学生的问题，甚至主要也不是老师的问题，而是学术界的问题。很多学者真的不太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他们往往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看到的一些事情是新鲜事物，因为按照某种教科书式的“常识”，某些东西“理应”是新的时代的产物。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看起来好像是“社会史”的，但实际上是在一个既定的“政治史”框架中去提出假设或结论的。
    以政治史或社会史的不同思路去重新阐释明清史或近代史问题，其不同之处也体现在资料的使用以及由此升华出来的方法论上。事件史和制度史成果的取得依赖于近年来一些学者孜孜不倦地爬梳一手档案文献，厘清了许多扑朔迷离或长期被误解的历史定论，使我们的讨论建立在比较坚实的实证基础上，但另一方面，这些档案文献的史料性质及围绕其形成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它们在制度史或事件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处理其他许多相关问题、特别是其社会情境和实践层面问题的软弱无力，从而限制了在更深层次问题上的解释力。而当人们试图采用和解读档案文献以外的史料时，又会在方法上束手无策。在这个意义上，柯文的《历史三调》应该是具有启发性的。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莫过于明清史研究中的徽州文书。从其规模和资料性质来说，那真是历史研究者的宝库，当然多年来也引起了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目前这些民间文书档案的保存状况，使它可以在制度史研究上显现其巨大价值，比如研究赋役、户籍、诉讼制度，研究宗族制度等，但对了解徽州区域社会来说，这些资料的原有系统都已经被打乱了，这个单位收藏了这部分，那个单位收藏了那部分，原来一家一族一社的东西被拆得东零西落，或者按照某种“科学”分类(比如土地、商业、祭祀、宗族、教化、灾害等等)把原来历史上的资料系统重新编排，这该怎么研究？是放弃，还是借助其他资料的配合及相关方法，把原有的系统尽量恢复起来？如果做后面的工作，我们如果素无训练和眼界，是否会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干脆放弃，那么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目前所做工作的解释力？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关于兰克传统的讨论就好了。兰克史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利用档案文书，认为这些史料最为可靠，同时再辅以严格的对史料的批判性检验，相信可以获得比较客观的历史真实，从而使史学成为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兰克科学实证的方法对史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使历史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经验的工作基础上，其成果至今仍有生命力。但为什么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人们对兰克传统产生了质疑？为什么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是后面这些人完全无视、全盘否定兰克传统的积极意义？还是无事生非，标新立异？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兰克传统的工作，那么怎么可以在方法论上完全忽略20世纪的这段学术史？怎么可以忽略后人对兰克传统的批评而我行我素，“涛声依旧”？
    更为重要的还是要回过头来思考这个问题，即时间上连接的明清史与近代史经常在研究主题上无法对接。是明清的问题到1840年以后就戛然而止了吗？是1840年以后出现的都是前所未有的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为什么我们前面探讨的帝国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状态、市场体系、内发的社会危机及其应对等等，到后面就缺失了呢？为什么后面探讨的沿海开埠城市的社会变化、太平天国或者义和团运动，甚至经学、理学等等与前面的历史脉络了无干系呢？也许，社会史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沟通的工作，因为它本身就是从问题出发、打破主观分期局限的一种探究方式。
    三、问题(questions)的探索
    打破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单一标准的分期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瞻前顾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中理解历史变革，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个责任只能由社会史、或者由社会史视角的历史写作者来承担。原因在于，社会史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综合的、整体的、长时段的，它既不是把政治当作一切，也不是依据政治来理解社会，而是从社会去看政治，看其他。
    在目前以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中，出自明清史领域的一些人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传世文献与民间文献的解读相结合，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解释思路，试图使社会史研究摆脱“剩余的历史”之讥。其实除了区域史的指向是整体历史或大历史，以及田野实践并不仅是搜集民间文献，还在于理解传世文献等外，很重要的是他们以“问题”设定研究时段、重新审视传统分期，而非在传统分期的既定框架下解释历史的做法。
    关注明清史的社会史学者日益发现他们的问题囿于1368-1644年或1644-1840年的时间范围是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的。他们关注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要素，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渊源，以前的历史遗产如何成为这一时期的资源；他们也关注这些因素到以后获得怎样的发展变化，才导致了后面的一些事态的结局。
    我们日益发现了解明代的卫所及军户制度的重要性，但在这方面作出突出成就的学者不多⑤，而相比之下这个问题却异常复杂。要想研究明代以后的移民问题，几乎无法离开对卫所、军户制度的了解，而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主要不是指迁移过程，而是指迁移的原因和移入后的社会秩序--几乎是了解明清社会不可或缺的。另外有些北方族群的问题，比如所谓中国穆斯林“大分散，小聚居”的问题，在我看来也离不开卫所制度，而卫所制度又与元代的军事制度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也会发现，仅把清初江南若干大案放在一个王朝更迭或者族群冲突的框架中去理解，是远远不够的，江南士绅的集体态度、他们的利益和权力、他们与地处北方的朝廷之复杂关系，至少要从元明说起，否则我们对他们和清朝统治者双方的表现，都不会有透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