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对“曹子”为刺客一说的描写非常形象生动。其中，“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汉何休注：“当，犹敌也，将劫之辞。”⑩ 可见，《公羊传》有鲁庄公与曹沫共同劫持齐桓公的倾向，而这种倾向，《管子·大匡》篇的记载表现更为突出，它强调鲁庄公“左揕桓公，右自承”，亲自劫持齐桓公，曹刿只是其助手而已。《吕氏春秋·贵信》采用了《管子》的说法，其所记情节、所用语言与《管子·大匡》极其相似，但是曹刿之“刿”写成了“翙”。此外，《荀子·王制》亦曰“桓公劫于鲁庄”，对于此句，学者一般都认为是荀子采用了《公羊传》的说法，指齐桓公为鲁庄公之臣曹沫所劫也。但是，若是理解为齐桓公为鲁庄公所劫，可能更符合荀子本意。
    《战国策》中，可以说曹沫为刺客说展开了一个新局面。其中没有曹刿的名字，而只出现曹沫，曹沫一跃而成为主要刺客，鲁庄公则隐去了踪影。关于曹沫为刺客说，《齐策》、《燕策》都有记载，而以《齐策》鲁仲连劝说燕将退齐时所语曹沫之事最详细，也最具代表性。它强调曹沫“劫桓公于坛位之上，颜色不变而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丧，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动惊骇，威信吴、楚，传名后世”。先秦典籍中的曹刿为刺客之说，在《战国策》中已经完全被曹沫为刺客说代替，曹沫成了忍小耻以成大事的代表。这种说法到汉初还非常流行，如成书略早于《史记》的《淮南子》之《氾论训》中也有生动描写曹沫为刺客的说法，比《战国策》所述简单，但是情节一致。《史记》全篇只出现了曹沫而未出现曹刿，也没有记载相关他守礼的事情，而是在不同的篇章都提到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一事。如，《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齐世家》、《鲁世家》、《管仲》、《鲁仲连》、《刺客列传》、《自序》都有叙述，但是以《刺客列传》最详细，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曹沫劫齐桓公的情形。是篇谓：
    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庄公懼，乃献遂邑之地以和。犹复以为将。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而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
    《史记》的这个记载简明而生动。我们可以看出，在《公羊传》的记载里面，有鲁庄公与曹沫共同劫持齐桓公的倾向，而《管子》、《吕氏春秋》、《荀子》皆是明显地以鲁庄公为主要刺客，而《战国策》、《史记》则是以曹沫为主要刺客。此外，《公羊传》作“曹子”，《榖梁传》、《管子》作“曹刿”，《吕氏春秋》作“曹翙”，但是《战国策》、《史记》则全部作曹沫（11）。也就是说“曹刿”与“曹沫”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分化。《左传》、《国语》中知礼、守礼的曹刿再也不见被引用流传，曹刿（或曹沫）为刺客的说法反而被经常称引。而且，曹刿为刺客说在后世渐渐被曹沫为刺客说代替。如，《水经注》、《白氏长庆集》、《小畜集》、《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临川先生文集》、《乐成集三集》、《乐成应招集》、《张右史文集》、《亭林诗文集校补》等皆采用了曹沫为刺客一说。可以说，《史记·刺客列传》，正式确立了曹沫为刺客一说，此后在人们的眼里，曹沫就与刺客联系起来，而逐渐与曹刿划清了界限，曹刿成为知礼的代表，而曹沫成为刺客的代表。（12）
    当然，这种演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过程的。如，西汉末年刘向受命领校中书期间，根据古籍资料而编撰成《新序》，其《杂事》篇依然写作“曹刿”。而且有时曹刿、曹沫还是一起出现的，如，《盐铁论》、《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书。但是《史记》的说法以其强大的优势占据了主流。在人们下意识里，似乎是说知礼、守礼时更愿意用曹刿之名、而说刺客则更愿意用曹沫之名。
    三、从口述传说到文本传记
    通过上面所述曹刿、曹沫的分化，我们可以看出，在太史公将曹沫列为《史记·刺客列传》五大刺客之首之前，曹沫为刺客一说经历了长达五六百年的口耳相传与文献辗转传抄，最后完成了从口述史到文本的转变。
    曹沫为刺客说最早见于《公羊传》，而《公羊传》最初是口头传授的。据《春秋公羊传注疏》徐彦疏引戴宏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寿与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虽然，这一传授系统并不是很可靠，但是在汉景帝之前，《公羊传》渊源有自，在师徒父子之间口耳相传，却是可以肯定的。《汉书·艺文志》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其中“末世”应指战国之际，可以推测，《公羊传》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在长时期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传授者会遗忘一些细节，也会增添一些细节，弄得叙述不是十分顺畅。《公羊传》亦有这种疑惑，如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次出现其作者自述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话。清代学者孔广森释其义谓：“所闻者，己之所逮闻也。至于祖之所逮闻，而父受之祖、己受之父，则所传闻也。”（13） 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时候，为了增强叙述效果，一些戏剧性的情节会在不知不觉中添加进去（14）。关于曹沫为刺客一说，亦是如此。《公羊传》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曹子与鲁庄公预谋以及劫持齐桓公的过程。《左传》的记载只有非常简单的九个字：“冬，盟于柯，始及其平也。”《公羊传》与《左传》所记的目的与侧重点不同。《公羊传》重在宣扬齐桓公之信；而《左传》重在述鲁、齐冲突。然而，《公羊传》中，庄公的“寡人之生，则不若死矣”，曹子的“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这些劫持桓公之前的相谋之语，齐、鲁两国史官都是不可能实录的，而只是《公羊传》的作者在口耳相传中加入的编造之语，使得整个事件的描述非常逼真，人物形象也显得栩栩如生。其写作意图无非是为了突出桓公之信与管仲之贤，目的尚不在于曹沫。而在《战国策》中，策士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突出了曹沫的作用，曹沫成了忍小耻而成大事的典范，成为鲁仲连、燕太子丹口述史中的英雄，进而成为别的刺客效仿的榜样。诸书在强调桓公之信时，会重点讲述曹沫为刺客的细节，意在突出齐桓所受的屈辱，而若是强调曹沫忍辱负重时就会加上“曹子为鲁将兵，三战不胜，亡地千里”的渲染。可见诸书对于传闻皆有所取舍，取舍的原则都以自己叙事的主旨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