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博简中的“曹沫”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的《曹沫之陈》（23），简文中出现了曹沫与鲁庄公的名字，并且详细记载了其问对，给我们研究曹刿（曹沫）提供了新的材料。让我们惊奇地看到在战国时期，曹刿（曹沫）的名字还有另外的写法。
    《曹沫之陈》篇共65支简，其中整简45支，残简20支，共1680字。全文的脉络从鲁庄公将铸大钟开始，述曹沫入谏论政，庄公毁钟型听政，针对与齐战问题，君臣二人又展开问对。
    关于“曹沫”，我们梳理文献，已见到有四种写法：曹刿、曹沫、曹翙、曹昧。其中以曹刿与曹沫最常见，而曹翙只出现在《吕氏春秋·贵信》篇，曹昧只出现在《史记索隐》中。一般认为，沫、刿、翙、昧四字音近可通假。古书中同人异名很常见，其原因大概有两种，或为口耳相传中因音近而出现讹误；或为辗转传抄中出现笔画的删繁简化。曹沫在简文中一般写作“”，另有异写，“曹”作“”或“”，“沫”作“蔑”、“”、“”、“”或“”。李零先生指出，“”字古文字多用为“造”，与“曹”读音相同（都是从母幽部字）；“”字从蔑或从萬，“蔑”或“萬”与“沫”读音亦相同（都是明母月部字）。（24）“”从“告”得音，而“告”与“造”经常通假，如，《诗·大雅·公刘》：“乃造其曹”，《一切经音义》四六引造作告。而“造”、“曹”亦是通假字，如，《尚书·吕刑》：“两造具备”，“两造”即“两曹”，指诉讼的双方。所以简文的“”读作“曹”是可以的。在古文字里，蔑与昧、昧与末、沫与昧、沫与味、味与末，蔑与末、蔑与篾都是可以通假的（25），简文的作“蔑”、“”、“”、“”读作“沫”亦是可以的。不仅如此，《曹沫之陈》前两支简的内容又见于《慎子》佚文（26）。两相对照，更表明简文中的“”即文献中的曹刿（曹沫）。
    《曹沫之陈》系上博简的内容，上博简的成书时间，学界公认是战国中期，然而，经过对《曹沫之陈》篇的细致研究，我们发现，虽然经过传抄与修改，其底本成书时间还是很早的。它应该就成书于鲁庄公生活的春秋前期，系鲁国史官的著述。简文中“”、“蔑”、“”、“”、“”这些我们在文献中见所未见的写法也许就是曹刿（曹沫）的本字。也就是说，原来既没有曹刿，也没有曹沫，而只有“”以及它的异写字。
    关于曹刿（曹沫），《春秋》经中没有记载，而最早只出现在《春秋三传》与《国语》中。我们知道，《公羊传》、《榖梁传》是采用汉代流行的隶书写定的文本，《左传》最初是“古字古言”（27），系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古本。然而，无论是用“今文”还是“古文”，无论是写作“曹刿”还是“曹沫”，其姓都是写作“曹”，而战国文字里小篆的“曹”字从双东，而简文的“”从“告”，肯定不是同一字。《左传》中名“蔑”的人很多，如，先蔑、仲孙蔑、蔑、单蔑等。可以说，“蔑”其姓与名都透露了一个事实，即早在《春秋》三传加以记载之前，“蔑”其名就已经过口耳相传的演变，而《春秋》三传采用的写法都不是曹刿（曹沫）本来的写法，而是根据音近而借用的字（28）。
    我们可以大致推论如下：曹沫是鲁庄公身边的重要谋臣，声名远播，齐鲁尽知，关于他的事迹是时人口耳相传的热点，而在口耳相传的时候，人们会选择易于传播的音相近名字。也许曹刿、曹沫就是“”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易记、易写的字。《左传》文本出现较早，选择了曹刿的写法，而文本出现较晚的《公羊传》则写作“曹子”，《榖梁传》也写作“曹刿”。在战国秦汉术士的辗转引用下，曹沫成为比曹刿更简单、更易于传播的名字，因此《战国策》等写作“曹沫”。而经过长时期的流传之后，太史公司马迁选择了“曹沫”的写法。所以说，简文“”、“蔑”等应该是曹刿（曹沫）的本字，而传世文献中的“曹刿”、“曹沫”等是其在长期口述史中出现的通假。可以推测，史官文本为存其真而选择了较繁的写法，而口述史为取其简而选择了较简的写法。这些情况表明，从口述史到文本记载之间一般会有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文本往往是“层累地”造成的结果，后世的增益和改动部分常常是很多的。如果忽略了这一过程而作拘泥之论，甚至将传说作为史实来深研，那就难免无法弥缝而方枘圆凿。
    正是因为上博简《曹沫之陈》篇的刊布，关于曹刿（曹沫）的研究重又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专家在研究《曹沫之陈》的时候，多是采纳了曹沫为刺客说，并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29） 而我们通过甄别与梳理，就会发现此说是曹刿（曹沫）“形象”与“史实”从口述史到文本传记转变的结果。先秦时期文献记载浩如烟海，虽有重合，但难免杂有后人的理解，出现一种芜杂繁复的状况，而且先秦时间段跨度很长，历史人物与事件往往经过后人多次回忆与演义，出现与史实失真的情况。因而先秦文献记载存在着从史官的记录--口述史--史官再记载交替流传与演变的特点，即使是《左传》、《公羊传》、《战国策》等名著亦是如此。这对于我们认识先秦史学的发展当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