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传》所述归汶阳之田，《管子》、《吕氏春秋》所言的“鲁请比关内侯”，《吕氏春秋》的“封以汶南四百里”，《战国策》、《淮南子》的“鲁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史记》的“亡地五百里”，“请献遂邑以平”等事，这些诸书中曹沫为刺客的前因后果的细节，也是曹沫为刺客一说受到置疑的焦点。怀疑者力证其妄，相信者力证其实。（15） 其实，这些记载若放到史书中是必须落到实处的大事，而在口述史中就不必过于坐实。《史记》所载，采取了口述史的说法。而且，就以诸书常见的“鲁三战三北而丧地千里”来说，“三战三北”实在是虚指，纯粹是常见的文学夸大写法。如，《史记·管子传》管仲曰：“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为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相同的“亡地千里”，鲁国自然没有这么大，而这些也是不可叫真的事，如旱灾造成的“赤地千里”，天子之怒造成的“伏尸百万，流血千里”（16），战争造成的“血流千里，暴骸满野”（17），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把“三战三败”、“亡地千里”与史实结合起来考辨，因为这不是史实，而是口述史的结果。当然，太史公在写作《史记》的时候还是比较慎重的，改《战国策》的“亡地千里”为“亡地五百里”。但是，这也只能说太史公在对口述史的取舍上比较慎重而已，也是不能坐实的事情。
    战国后期，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人们渐渐遗忘了《左传》、《国语》中那个知礼、守礼的曹刿，而不断被人提起的却是“奋三尺之剑”的刺客曹沫，他刚毅、沉稳、勇武的个性被渲染，并在传说中逐渐被赋予了重义、报恩、不死小耻以成大事的德行桂冠。这样在战国列强争雄的环境里，曹沫的做法对于弱者就特别具有诱惑力，他成为弱小者效法的榜样。而且就《战国策》出现的三处“曹沫”，都是出于策士的引用。《齐策》记鲁连以人各有所长，劝谏孟尝君勿逐其舍人时曰：“曹沫之奋三尺之剑，一军不能挡”；《燕策》载燕太子丹对荆轲言说：“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18） 在《战国策》的语境里，曹沫其人其事显然是时人耳熟能详的，所以才会不用怎么说明就直接引用，而且很有说服力。此外，《燕策》中燕太子丹欲遣荆轲入不测之强秦，而荆轲效仿的榜样就是曹沫。至此，对曹沫为刺客的说法可谓是依据口述史而又再度演义发挥。
    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战国时人的眼里，曹沫为刺客的做法也并未见得完全就是真正的英雄所为，只是所站的立场不同。奔走于各国的策士常站在弱小国的立场上宣扬曹沫忍小耻以成大事的做法。而站在被劫持者一方的权势者，曹沫就是“贼”，曹沫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被劫持者的“信”。如，《公羊传》“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吕氏春秋·贵信》谓“庄公，仇也；曹翙，贼也。（桓公）信于仇贼”。战国中后期，弱小国家常面临着行将覆灭的国运，曹沫身为刺客，勇提三尺之剑即可扭转败局的做法，更具传奇色彩与吸引力。所以，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在策士辗转引用民间流传的故事里面，曹沫报恩、重义、具有弥天大勇的性格就被格外凸现，而成为功成名就的伟大刺客。因此，在曹沫转变为刺客的过程中，《战国策》的影响可谓是最宏大的。《战国策》虽然是西汉成帝时刘向所校录，但是资料来源是汉官府中秘所藏辩士游说的简策，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当曾见过此类文献，并且将其作为《史记》史料的来源。
    太史公司马迁少时即能诵《左传》、《国语》等先秦古籍，又从董仲舒习《公羊春秋》，对于《左传》、《公羊传》都是很熟悉的，但是在曹沫、曹刿其人其事上，他采取了《公羊传》的说法。然而，他的说法与《公羊传》又有较大差异，他舍去了《公羊传》“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的说法，不提鲁庄公为刺客的意图，而采用了《战国策》、《淮南子》的一些言辞，明确了“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的主题。同时太史公又很慎重，对于一些有歧义的地方加以删削，如删去了归汶阳田以及封汶南田四百里之类的话，而变成了“桓公乃许尽归鲁之侵地”。
    司马迁在写作《刺客列传》时，面临着许多材料的取舍问题。这在他写作《荆轲传》的时候有清晰的表述。他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荆轲与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仅相距八九十年，对于荆轲刺秦王尚有很多不同的传说，太史公择一从之。而对于曹沫，其在春秋早期，更是相距五六百年之久，而战国之后，直至秦汉，刺客之风盛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是曹沫为刺客一说。司马迁曾“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9） 司马迁曾到过齐、鲁之都，他访贤寻史，收罗旧闻传说，采纳民间广为流传的“曹沫为刺客说”，亦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关于曹刿（曹沫），我们可以说，史官的记载与口述史是沿着两条主要线索发展的：一是曹刿为守礼之士，一是曹沫为刺客。最早的史官记载重在曹刿知礼，口述史重在曹沫为刺客。两条线索有时会重合。最初的口述史又可能是走两条路：一是著于竹帛，如《公羊传》等的记载；一是流传于民间，如战国秦汉策士口中广为流行的曹沫刺桓公传说。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再数经传播之后又被后世史官加以记载（如《史记·刺客列传》）。曹沫身为刺客的“形象”与“史实”，就是这样不断被整理和加工，其形象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被重新塑造。